我们民族在历史中蒙受许多巨大的天灾人祸，而依然能生存发展下来，成为世界上最壮大的民族，对内而言，与由姓氏而来的宗族团体，发挥抗拒求生中的韧性，有密切关系；对外而言，则为来自对异民族所发挥的同化力量，亦即是对异民族于不知不觉之中而“华化”了的事实。同化力量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例如我们文化中的政治思想，是以“天下”为对象，而不是限制于国家范围之内，所以种族的界限不严。尤其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的排斥性等等。而所谓同化或华化，断不能如陈垣氏在其《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名著中，以“对中国文化有所表现”为标准。因为，若果如此，则不仅华化者极为有限；且中原黎庶，对中国文化而能有表现的实亦无几，岂可因此而便斥之为非华吗？所谓“同化”、“华化”，乃指由生活的基本形态与基本意识的融合统一，不复有华夷界域存在之形迹而言。这样一来，异民族的混合，同时即是中华民族的扩大。这种力量的根源，乃来自中国至两汉而发展完成的姓氏。
由春秋之末，以迄两汉之世，所发展普及的姓氏，乃中国所独有，而为四围的异族所无。《史记-匈奴列传》：“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王充《论衡-诘术篇》：“匈奴之俗，有名无姓字。”《后汉书-西羌列传》：“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按“母姓”乃母所属之部落。他们实无中国式的氏姓，所以氏族无定。《宋书》卷五十九《张畅传》：“畅问虏使姓，答曰：‘我是鲜卑，无姓。’”。宋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郑氏之言，颇多淆驳。但由此可知南蛮并无姓氏。最可注意的是宋濂《銮坡后集》卷七《西域蒲氏定姓碑文》下面的一段话：
夫西域诸国，初无氏系，唯随其部族以为号......若吾蒲君，居中夏声名文物之区者三世。衣被乎诗书，服行乎礼义，而氏名犹存乎旧，无乃不可乎。于是与荐绅先生谋，因其自名而定以蒲姓，使世世子孙不敢改易；其深长之思，可谓切矣。昔者代北群英，随北魏迁河南者，皆革以华俗，改三字四字姓名为单词，而其他遵用夏法。若叱力之为吕，力代之为鲍，羽真之为高者，又不可一二数也。
按宋氏上文所说的西域情形，实可上通于中国周代以前的各氏族的情形，及秦汉魏以后围绕中国的异族的情形。凡史书对异族而为氏姓之称者，多系随中国之成例，切取其部族名称或其个人名称的第一字以为姓，此乃方便之称；实则与我国古代以氏姓为集团势力之符号者相同，而与一般之所谓姓氏者殊义。
有中国姓氏与无中国姓氏的分别，在元程巨夫《雪楼集》卷十五有《里氏庆源图》引下面的话，正可与宋濂上面的话，互相发明：
西北诸公，以名称相呼，以部族为属；传久而差，失真尤甚......按里氏世高昌人，其俗大抵与诸国类。又世蹂金革，虽豪主大族，能自系其所自者无几。惟里氏世仕其国为大官。自大父撒吉思仗义归朝，佐定中夏。其后列朝班寄方伯者六十人，亦既盛矣。而隆禧君大惧世代日益远，生齿日益众，无命氏以相别，终亦芒唐杳眇，不可知而已。乃以身事本朝者，实自大父始，而大父之名，从世俗书，有从土从里之文。考若伯考之名，皆有里字：而《春秋》有里氏，遂自氏曰里氏。又溯而求之，定其可知者，至于今九世，系以为谱，号曰《里氏庆源图》......
按上文，“以名称相呼，以部族相属”，此实乃有名而无姓。有名而无姓，则虽部属中的“豪杰大族”，可以部落为氏，但此乃由政治结合而来之氏，并不代表血统宗支的关系；所以“能自系其所自出者无几”。随政治的起伏，其部落亦因盛衰而聚散无常。地位低微者更不待论。惟接受中国姓氏的格局，于是宗支蕃衍之迹，厘然可纪。与政治的盛衰聚散无关，而另以社会性的“宗族”，代替了原先的政治性的部落。
无中国式的姓氏，即无中国式的宗族。无中国式的宗族，即无中国式的伦理道德，亦即无中国式的生活意识与形态。贱老而贵壮，父死娶其后母，兄亡则纳寡嫂，即其显例。换言之，有中国式的姓氏，即有中国式的宗族。有中国式的宗族，即自然接受中国式的伦理道德；且进而要求有表征人生意义的中国式的名与字，而形成道一风同的生活意识与形态，于是同化之功，遂以完成。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六《礼俗篇》“二、西域人丧葬效华俗”，“三、西域人祠祭效华俗”，“四、西域人居处效华俗”，皆可推而广之，以窥见一般同化的情形。
中国的丧葬、祠祭，是从报本返始、敬宗收族的观念演变出来的，这都是随姓氏而宗族，所必然连带出来的。华侨今日散居异国，而仍自成风气者，盖亦姓氏之力。
西汉还在姓氏的普及过程中。景、武之世，汉室与匈奴的斗争激烈，互相展开诱降工作，匈奴人降汉者，动辄封侯；《汉书》卷十七《功臣表》，犹可考见一斑。但这些人，多数还保持他们所属部落的名称。惟译者多用近似中国姓名的文字，史臣亦常切取其部族名称之第一字，视如中国之姓。究其实，不可谓已改从中国的姓氏。他们的后人，因以其部落译名的第一字或连带两字为姓，这是自然的演变，为后来异族留居中国，其子孙自己改为汉姓的常态。其中可证明及身改为汉姓的，为金日磾。《汉书》卷六十八《金日磾传赞》：“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寤主，忠信自着，勤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侍内，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云。”这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个“华化”的例子。
东汉之末，异族开始以各种原因进入中国杂居，尤以关中陇右一带为盛；以后遂演成五胡十六国之乱。其中野心家伪造氏姓渊源以提高他们的地位，如刘渊自称汉甥；拓跋氏谬称系轩辕之后；风气所及，由利用中国姓氏而汉化，亦意料中事。一般异族人士，则多于不知不觉之中，为适应习俗，由姓名的汉化而其家族便汉化了。拓跋氏起自鲜卑西部，至涉珪都代，建号大魏，已开始傅会他与中国的关系。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力革胡俗，禁胡服，断胡语，更尽易胡人部落之称为中国的姓氏。近人姚薇元有《北朝胡姓考》一书，言之甚详，这是异族自身由政治意识而来的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他们的政治势力衰亡了，但汉化了的胡姓，在社会上又谁知道他本是胡族而加以歧视呢？满清入关，对八旗子弟，实行与北魏相反的政策，禁止汉化。但清室未亡以前，一般旗人，已开始以其祖或父的名字中的第一字为姓。清社既渥，随姓氏之完全汉化而满汉的痕迹，已完全泯没。可以这样说，在满清以前，异族的汉化，多以中国式的姓氏开其端；而满清则以中国式的姓氏收其果。姓氏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有社会性的同化力量，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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