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当我开始对中国人口史感兴趣时，在一本内部刊物上看到了对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介绍，得知该学会收藏的中国家谱数量丰富，其中有些在国内已经失传。以后又听说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参观该学会时，获得两件礼物——《闻喜县志》(柴大使的原籍)和《柴氏家谱》的复制品，原件都是该学会的藏品。当时国内的图书馆开放程度很差，馆藏目录上根本找不到家谱。家谱书目只找到一种《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书目》，收录了该馆所藏的300多种家谱。实际还有福建省图书馆和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家谱目录2种，但当时未发现。
在确定研究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后，我将家谱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但直到1988年，才有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⑴一文发表。据作者统计，国内外收藏的中国家谱有42993种。而1992年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家谱目录》，仅据该中心所藏缩微胶卷即收录有家谱2565种。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指出：“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⑵。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潘光旦也很重视家谱在人口学、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他的《明清时代嘉兴的望族》等著作都曾利用过家谱中的资料。先师谭其骧的重要论文《湖南人由来考》⑶，就是以大量当地家谱资料为主要依据而取得的成果。1931年，袁贻瑾利用广东中山县李氏家谱的资料，对该家族在1365—1849年间的3748名男性和3752名女性作了统计，计算出这些人在不同时期20岁时的期望寿命⑷。自70年代以降，台湾的刘翠溶利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和台湾共50种家谱，统计了147956名男性和113464名女性，重组了42785个核心家庭，研究了家族人口的社会属性、婚姻、生育、死亡、生育和死亡的季节性、家族人口增长、人口条件对家庭结构的制约、家族的功能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⑸。美国学者李中清(James Lee)及其中国合作者利用《玉牒》资料对清朝皇族的人口行为所作的研究也已有重要成果问世⑹。在我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中，家谱资料都是重要的史料依据，尤其是其中的明清部分。此外，在与宗族、家庭、婚姻、性别、伦理、教育、环境、地方史、地域文化等有关的领域，家谱资料都起着重要作用，相当大部分是无可替代的。
但家谱资料的利用，明显受到缺乏一种完整系统的目录的影响。与中国拥有的数万种家谱及其记录和包含的丰富信息相比，目前已作的利用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上海图书馆所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l0巨册《中国家谱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问世，是中国家谱的研究和利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一
既称“总目”，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完整。在这一点上，《总目》是当之无愧的。
《总目》的编纂单位不仅包括中国大陆的主要收藏机构如上海图书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中心、山西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桂林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东省立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还有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澳门中央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台湾省姓氏研究学会、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更有久负盛名的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如此强大的阵容，加上它们本身的收藏和收集、研究的成果，因而所著录的家谱的收藏地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除了散见于民间和近年来新编成的家谱外，全世界见于收藏和著录的中国家谱已经“一网打尽”。由于突破了一馆、一地的限制，这部《总目》真正成了中国家谱的总目录。
具体数字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此之前，最称完整的全国性家谱目录汇编是由国家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合编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中国大陆400多家文献收藏机构的谱牒文献14719种。在地区性家谱目录汇编中，由赵振续著作、陈美桂编辑，台湾区姓谱研究社于1987年出版的《台湾区族谱目录》为数量之冠，收录了台湾地区的族谱10613种。
《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由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收录家谱11700种，近10万册，居馆藏目录首位。而《总目》收录的家谱多达52401种(其中多姓合谱23种，海外华人谱44种)，且全无复本。
二
作为一种巨型目录型的工具书，使用者的要求当然不仅是数量多、覆盖面广，还得考虑它的内容是否完善，检索是否快捷便利。《总目》主编王鹤鸣先生此前曾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而《提要》对每部家谱的主要内容、名人题跋、名人事迹等都逐一提要。这一经验在《总目》得到推广，使《总目》所收每种家谱的各项指标尽可能齐全。
据《总目》的《凡例》，著录的项目有：谱籍、书名、纂修者与纂修方式、版本、载体形态、装订形式、附注、内容提要和收藏单位。只要原书具备上述项目，就会全部著录。现从王姓中随意选一种照录如下：
014—1692【江西万载】万载南田王氏族谱十三卷末一卷王氏合族纂修。1920年三槐堂木活字本，八册。书名据版心、书签题。书名页题王氏族谱。目录题王氏家谱。
始祖颖，字若愚，世居河南莘县，南宋时移民江苏太仓州。五世孙华，字锦台，号兰溪，南宋嘉定末迁湖南平江，旋徙万载。始迁祖恪，字寅恭，号草堂居士，行九二郎，华曾孙，宋末再迁邑之南田。卷一序、祠联、祠图、坟图、派行等，卷二至十二世系，卷十三传、墓志、碑铭、寿序、像赞等，卷末祠堂记、祠宇、田地、禁约、跋等。
上图江西图(存卷一、七、八、十至十三、卷末)
也有本身内容相当简单者，如：
005—0008【浙江东阳】东阳卜氏宗谱纂修者不详。清道光十七年(1837)木活字本，一册。存卷六。书名据版心题。
谱存世系。
上图 但由于体例相当明确，读者不会怀疑是编者的缺漏，而是明白原书仅存1卷，除此卷所载世系外，其他无从得知．如果想利用此书作该家族世系之外的研究，就不必徒费精力了。
《总目》的主体采用姓氏笔划排列，附有多种索引，可分别按谱名、谱籍、纂修者、堂号、先祖、名人检索。中国同一姓氏的家谱往往分布在不同地区，特别是一些大姓，几乎遍布全国。同样的堂号很多，不同的家族完全可能采用同样的堂号。如果没有这些索引，要在数万种家谱中凭印象或记忆，或者仅仅凭借不完整的线索，要想找到某种想找的家谱，即使有大海捞针的心理准备，也未必能如愿以偿。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现代思潮的冲击、政治运动的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宗族制度解体，聚族而居仅存在于比较偏僻的乡村。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一代，大多已不知家谱为何物，更不知道自己的血缘所自。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逐渐受到应有的重视，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准的提高，移居海外华人事业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恢复了“慎终追远”的观念，产生了寻根意识，并付诸行动。但他们所掌握的线索往往相当有限，其中有的甚至是以讹传讹。《总目》的索引为他们寻根问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多种检索的结果将使他们的目标缩小到最低限度。
三
如果说以上两点都是高质量、大容量的综合性工具书题中应有之义的话，那么《总目》的另一特点不能不说是对研究者额外的满足。《总目》的内容提要，“主要对始祖、始迁祖、迁徙源流以及卷次内容进行描述。同一宗系的家谱，于最早版本条目上记载始祖和始迁祖的名、字、号及迁徙情况，以后的续修谱条目题‘先祖同上’”。据估计，其中有关家族迁移的内容占70％左右⑻。
家谱中所载本家族迁移的内容是否可靠呢?先师谭其骧先生在70年前就已指出：
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內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⑼。
他以安化田头萧氏族谱为例：“萧代之先，出于宋大夫萧叔大心，以采邑为氏。至汉文终侯何以功第一封于酂。……其居吾邑之田头，盖昭明太子之后，有讳俭者，观察湖南遂家焉。后因马氏之乱，迁于江西。宋神宗时开梅山，置安化县。其孙国清乃由泰和转徙于此。……今观其谱牒，断以始迁之国清为祖，盖以传信也。”他认为：“田头萧氏之是否为萧叔、萧何、昭明太子之后，是不可知。然其为萧国清之后，宋神宗时迁自江西泰和，则吾侪殊无理由以否认其为真确。盖萧国清既非名人，江西泰和亦非萧氏郡望所著之地，使兹谱而存心作伪，则昭明太子之后湖南观察使萧俭既已家湖南矣，又何必言宋神宗时复自江西迁，以自乱其系统乎?”
先师的论断已为大量研究所证实，也可用之于《总目》所记录的家族迁移过程。一般来说，家谱所追溯的始祖大多不可信，但本谱的始迁祖和迁移过程基本可信。根据这样的原则，《总目》所载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移民史料，历史上重大的移民、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如安史之乱后的南迁、靖康之乱后的南迁、明初的大移民、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以及晚清开始的闯关东、走西口等，都可以找到丰富的例证。
一些特殊的迁移也可以在《总目》中发现，如：北京《大贺氏世系录初集》：“唐初号大贺氏，世居黑龙江、辽宁一带，辛亥革命后迁居北京，并改姓郭。”辽宁瓦房店《赵氏谱书》：“始祖阿起，清初北京镶蓝旗人。始迁祖束陈、束来，阿起孙，清康熙二十六年移居复州(今瓦房店市)西南。”辽宁北票《孛尔只斤氏家谱》：“本族系蒙古族，外纪始祖孛尔帖赤那，称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公元840年携部属自额尔古纳河域西迁至翰难河源头孛尔罕山。始迁祖鄂木布楚琥尔，清代迁居辽宁北票县下府乡。”福建闽侯《萨氏族谱》：“萨氏先世色目人。其远祖萨拉布哈于元世祖时受命镇云、代，居于雁门。其孙即元诗人萨都刺，仕元官至御史，因赐姓萨。萨都刺弟野芝之子仲礼，字守仁，授福建行中书省检校，遂卜居闽侯，是为始迁祖。”都是少数民族内迁的例子。
还有自境外迁入者，如：辽宁风城《文佳氏谱书》：“始祖文多省，新罗慈悲王朝封南来伯。始迁祖瑞，清顺治间来盛京(今沈阳)学习满语，并在译馆当职。后派回凤城边门任朝鲜与中国翻译官，后世遂世居辽东凤城。”
我们在撰写《中国移民史》时，常常遇到这样的困难，一次规模很大、影响深远的移民运动，在正史中往往只有非常简略的记载，甚至找不到直接的史料。方志中的记录亦仅片言只语。明知家谱中可能有具体例证，却苦于缺乏线索。如果那时就有《总目》，我们的论述一定能更精确，更丰富，更具体。
要说《总目》还存在什么不足之处，这也是这样一项成于众手的成果难以避免的。正如《凡例》中所说明的，“内容提要或详或略，并不一致，详者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家谱，以及部分浙江、福建、山东之家谱”⑽。但由于各单位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已有此差别，主编者自然无法再增补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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