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显赫的新城王氏家族，随着科举能力的下降、政治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终于衰落下来。但直到解放前，新城王氏在当地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用王家后人的话来说﹃王家的事就是桓台的事﹄。现如今，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拟建立基金，把散落各处的王氏后人重新凝聚在一起，回归到优秀的传统中去。
命运的跌宕起伏
作为解放前出生的老人，82岁的王淇的经历，和整个新城王氏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我是1933年生人。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桓台县城有四分之一都是王家的。住在城里的王家后人，过得最差的也是富裕中农。”王淇说，“从1945年秋天开始，我在桓台县城里念书，等到了1948年初，桓台虽然解放了，但经历过战火后学校也没了，不得已，我就得去还是国统区的济南上学。当时道路不通，到济南一百多公里的路我只能步行过去，足足走了三天两夜。到了国统区的边界，国民党查验我的身份时，不能说是学生，只撒谎说是学徒，要回济南帮忙，人家才放我过去。当时我在济南师范念书，地点位于今天的泉城路皇亭附近，一直到1949年的暑假毕业，我都在那里读书。”
毕业之后就遇上政治大变革，王淇很快被分配到当时还属于私营企业的淄博矿务局，之后辗转又调到了莱阳教书。但很快，随着政治清算运动的到来，作为地主富农阶级的新城王氏后人，都有被批斗、受歧视的经历。1958年，无休止的批斗、政治“补课”，让备受屈辱的王淇无法咽下这口气，主动辞职回到了新城。此举不仅断送了他的前程，更让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解放后的王家，不少人被群众斗争打死，还有的自杀，幸存者也大多苟且偷生。”王毓棠说。
在生产队干活20年之后，“四类分子”的帽子终于从王淇的头上摘掉，但最好的年华已经逝去。当时政府为了落实政策，希望对王淇进行一些补偿，但青春已逝，无法补回来。“最后，把我王淇叔安排到县里的中学教了一年的数学，然后就退休了。”王毓棠说。
如今，王淇的家距离王渔洋的故居并不遥远。家里窗明几净，老人每天都会坐在书桌前举着放大镜看上几个小时的书，有关改革开放前后的回忆、亲历类书籍，是他最喜欢的读物。新城王氏后人及宗亲联谊会的工作人员，时不时会登门拜访，向老人咨询一些过去的事情。
“复杂”的老规矩
说起家里的礼仪规矩，王淇觉得比起现在来可是“太复杂啦”。他说：“不用说逢年过节，每天早上醒来，王家的晚辈必须向长辈请安，晚上睡觉前还要向老人问好，这和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差不多：没有人做不到。”王淇说。“至于过除夕，王家人都不准睡觉，得守岁，祭祖。到了早晨，得祭天：院子正中摆上方桌，方桌上掌起堂灯，用鸡、鱼、猪、年糕和馒头作贡品，家中长辈上香，然后全家三跪九叩。礼毕之后，家人要按辈分拜年，拜完之后给压岁钱，然后再由家中长辈领着去给街坊四邻拜年。初一这天可是够忙活的。“每年的清明和十月初一，王家后人都要去扫墓，首先从始祖的坟开始，然后按逝者的辈分依次祭扫。但这些坟头破四旧时都给铲平了，现在已经变成了庄稼田。”王淇说。有感于王家政治地位的骤降以及其子弟的只识读书，解放后一段时间内，新城的孩子在街头打架自夸时，都会说“你以为我是王家的孩子吗”，其内涵约等于“你当我是病猫吗”。
王氏的新生
从万历三年（1575年）到民国四年（1915年），新城王氏曾经7修族谱。“破四旧时，很多王氏后人家中藏的族谱都被搜出来或者被迫交出来毁掉了，”王毓棠说，“好在我家的成分比较好，又上缴了两本手抄的族谱，其余的都藏在了家中柴垛里，也没有人再来家中搜查，这些族谱就躲过一劫。”
1994年，第8次修谱启动时，王氏后人请来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为王家续了20个辈分的排字。到现在，新城王氏已经有了二十三世“文”字辈的后人。“2008年，对第8次修谱工作进行了一些修补，2009年才最终竣工。这次修谱新增加了两万多个新城王氏后人，连女性也包括在内。而没有写入谱的后人，我估计还得有好几万。”新城王氏第十九世、在桓台县政府工作的王超说。
就在本月初，79岁的台胞王锡承老人回到新城祭祖。自从14岁离开新城、前去台湾，王锡承一直没有中断对家乡的思念，以至于乡音至今没有改变。这次回乡，王锡承终于联系到了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通过确证是新城王氏第十八代，并在忠勤祠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实现了老先生一生的心愿。
让王超感到不安的是，如今新城王氏中喜欢家学历史、甘于奉献联络、又文笔不错的后人越来越少，王氏宗亲联谊会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好在新城王氏的后人众多，从全国各地来到新城祭祖的不少，我们都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切便利，比如给后人发放王渔洋的书籍。每逢祭祖的日子，王氏后人都会按辈分站好，在忠勤祠前一起背诵家训。如果王氏后人有困难，宗亲联谊会也会尽力地帮助。”王超说。
幸存的文物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王象乾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为表彰其保卫明朝的功绩，朝廷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其家乡立“四世宫保”牌坊，追封其父、祖、曾祖，加上王象乾一共是四世宫保。此牌坊为砖结构，造型精美。直到解放前，桓台境内共有各式牌坊72座，首推“四世宫保”为美。
日军入侵桓台时，炮火伤及牌坊，打出一个窟窿，露出里面的砖结构。也正因为此，该牌坊免于遭受文革浩劫的毁坏。当此时，木制牌坊多在之前的大炼钢铁中用作燃料，残存的也都于破四旧时焚毁。石质牌坊则多推倒用来建设“打渔张”水利工程的护坡。但砖结构既无法烧，也无法护坡，推倒又颇费人力，因此得以保留，其余牌坊皆被毁。
与“四世宫保”牌坊类似，王渔洋的故居由于曾经作为县里的粮库，而幸免于难，但依然遭到一定程度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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