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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2第八次修家谱,王氏“新生”

来源:华夏谱志联盟

  曾经显赫的新城王氏家族,随着科举能力的下降、政治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终于衰落下来。但直到解放前,新城王氏在当地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用王家后人的话来说﹃王家的事就是桓台的事﹄。现如今,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拟建立基金,把散落各处的王氏后人重新凝聚在一起,回归到优秀的传统中去。

 

命运的跌宕起伏

 

  作为解放前出生的老人,82岁的王淇的经历,和整个新城王氏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我是1933年生人。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桓台县城有四分之一都是王家的。住在城里的王家后人,过得最差的也是富裕中农。”王淇说,“从1945年秋天开始,我在桓台县城里念书,等到了1948年初,桓台虽然解放了,但经历过战火后学校也没了,不得已,我就得去还是国统区的济南上学。当时道路不通,到济南一百多公里的路我只能步行过去,足足走了三天两夜。到了国统区的边界,国民党查验我的身份时,不能说是学生,只撒谎说是学徒,要回济南帮忙,人家才放我过去。当时我在济南师范念书,地点位于今天的泉城路皇亭附近,一直到1949年的暑假毕业,我都在那里读书。”

 

  毕业之后就遇上政治大变革,王淇很快被分配到当时还属于私营企业的淄博矿务局,之后辗转又调到了莱阳教书。但很快,随着政治清算运动的到来,作为地主富农阶级的新城王氏后人,都有被批斗、受歧视的经历。1958年,无休止的批斗、政治“补课”,让备受屈辱的王淇无法咽下这口气,主动辞职回到了新城。此举不仅断送了他的前程,更让他的妻子离开了他。“解放后的王家,不少人被群众斗争打死,还有的自杀,幸存者也大多苟且偷生。”王毓棠说。

 

  在生产队干活20年之后,“四类分子”的帽子终于从王淇的头上摘掉,但最好的年华已经逝去。当时政府为了落实政策,希望对王淇进行一些补偿,但青春已逝,无法补回来。“最后,把我王淇叔安排到县里的中学教了一年的数学,然后就退休了。”王毓棠说。

 

  如今,王淇的家距离王渔洋的故居并不遥远。家里窗明几净,老人每天都会坐在书桌前举着放大镜看上几个小时的书,有关改革开放前后的回忆、亲历类书籍,是他最喜欢的读物。新城王氏后人及宗亲联谊会的工作人员,时不时会登门拜访,向老人咨询一些过去的事情。

 

“复杂”的老规矩

 

  说起家里的礼仪规矩,王淇觉得比起现在来可是“太复杂啦”。他说:“不用说逢年过节,每天早上醒来,王家的晚辈必须向长辈请安,晚上睡觉前还要向老人问好,这和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差不多:没有人做不到。”王淇说。“至于过除夕,王家人都不准睡觉,得守岁,祭祖。到了早晨,得祭天:院子正中摆上方桌,方桌上掌起堂灯,用鸡、鱼、猪、年糕和馒头作贡品,家中长辈上香,然后全家三跪九叩。礼毕之后,家人要按辈分拜年,拜完之后给压岁钱,然后再由家中长辈领着去给街坊四邻拜年。初一这天可是够忙活的。“每年的清明和十月初一,王家后人都要去扫墓,首先从始祖的坟开始,然后按逝者的辈分依次祭扫。但这些坟头破四旧时都给铲平了,现在已经变成了庄稼田。”王淇说。有感于王家政治地位的骤降以及其子弟的只识读书,解放后一段时间内,新城的孩子在街头打架自夸时,都会说“你以为我是王家的孩子吗”,其内涵约等于“你当我是病猫吗”。

 

王氏的新生

 

  从万历三年(1575年)到民国四年(1915年),新城王氏曾经7修族谱。“破四旧时,很多王氏后人家中藏的族谱都被搜出来或者被迫交出来毁掉了,”王毓棠说,“好在我家的成分比较好,又上缴了两本手抄的族谱,其余的都藏在了家中柴垛里,也没有人再来家中搜查,这些族谱就躲过一劫。”

 

  1994年,第8次修谱启动时,王氏后人请来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为王家续了20个辈分的排字。到现在,新城王氏已经有了二十三世“文”字辈的后人。“2008年,对第8次修谱工作进行了一些修补,2009年才最终竣工。这次修谱新增加了两万多个新城王氏后人,连女性也包括在内。而没有写入谱的后人,我估计还得有好几万。”新城王氏第十九世、在桓台县政府工作的王超说。

 

  就在本月初,79岁的台胞王锡承老人回到新城祭祖。自从14岁离开新城、前去台湾,王锡承一直没有中断对家乡的思念,以至于乡音至今没有改变。这次回乡,王锡承终于联系到了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通过确证是新城王氏第十八代,并在忠勤祠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实现了老先生一生的心愿。

 

  让王超感到不安的是,如今新城王氏中喜欢家学历史、甘于奉献联络、又文笔不错的后人越来越少,王氏宗亲联谊会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好在新城王氏的后人众多,从全国各地来到新城祭祖的不少,我们都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切便利,比如给后人发放王渔洋的书籍。每逢祭祖的日子,王氏后人都会按辈分站好,在忠勤祠前一起背诵家训。如果王氏后人有困难,宗亲联谊会也会尽力地帮助。”王超说。

 

幸存的文物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王象乾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为表彰其保卫明朝的功绩,朝廷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其家乡立“四世宫保”牌坊,追封其父、祖、曾祖,加上王象乾一共是四世宫保。此牌坊为砖结构,造型精美。直到解放前,桓台境内共有各式牌坊72座,首推“四世宫保”为美。

 

日军入侵桓台时,炮火伤及牌坊,打出一个窟窿,露出里面的砖结构。也正因为此,该牌坊免于遭受文革浩劫的毁坏。当此时,木制牌坊多在之前的大炼钢铁中用作燃料,残存的也都于破四旧时焚毁。石质牌坊则多推倒用来建设“打渔张”水利工程的护坡。但砖结构既无法烧,也无法护坡,推倒又颇费人力,因此得以保留,其余牌坊皆被毁。

 

  与“四世宫保”牌坊类似,王渔洋的故居由于曾经作为县里的粮库,而幸免于难,但依然遭到一定程度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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