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焕发着勃勃生机，积极开展海内外中华姓氏源流研讨交流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研究会之所以能有这些外在的，充满活力的表现，主要得益于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多年来坚持不懈进行中华姓氏源流研究，特别是进行闽、台重点姓氏源流研究时所获的丰硕成果这一基础的。我们在进行中华姓氏源流研究时，深深体会到任何研究项目和课题，均具有历史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很广的特点，是一项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在实际运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华历史传统文化当中的谱谍文化 、宗祠文化 、祭田文化与中华姓氏源流具有密切相关的关系，是我们进行中华姓氏源流研究的依据和基础，由此入手深入研究，不失为良益的方法和便捷的途径。现谨就谱谍文化 、宗祠文化 、祭田文化与中华姓氏源流具有的密切关系浅析如下；
一、谱谍文化 、宗祠文化 、祭田文化的产生及特性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族谱、宗祠、祭田，逐渐构成维持家族制度的三大支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今天中华姓氏源流研究工作者所称之的谱谍文化 、宗祠文化 和祭田文化。现谨就这三种传统文化的产生及其特性分别阐述之：
1、谱谍文化
谱谍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文献。②
谱牒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首先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运用谱牒来记录其内部的血缘关系；其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谱牒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开始时是通过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就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形成谱牒的前身，成为家族繁衍记录的萌芽。
作为宗族文献的“谱牒”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二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颍川）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三是“簿状谱牒”。 “簿状谱牒”是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从最初“家传”到“家谱”，直至逐步发展到文献、簿籍式“谱牒” 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所形成的谱谍文化，为我们进行中华姓氏源流研究提供最直接、可靠的依据。
在此笔者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位的“名人年谱”。 朱士嘉指出“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 ④。章学诚认为年谱杂糅了记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⑤。我们认为“名人年谱”不仅可以补充“国史”、“家传”的不足，并可订正部分误传错讹。因而对相关名人的年谱研究十分有助于当今的重点姓氏源流的研究。这一点笔者在从事日常工作中颇有体会，受益不少。
2、宗祠文化
宗祠，供奉家族先辈牌位、举行家族内各种仪式或处理家族事务的地方①。 清人认为:“祠堂者,敬宗者也;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堂则无以安亡者。
人类对祖先的崇拜由来已久，在殷墟遗址中，就发现有祭祀墓主而建造的享堂。殷商时期，同姓者有共同的“宗庙”，同宗者有共同的“祖庙”，同族者有共同的“祢庙”。到西汉时期，民间的祠堂逐渐发达起来。宋代朝政的宗族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对庶民建立祠堂的限制虽未明令取消，但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大大松驰。在宋以前，只有皇家、贵族以及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建立家庙，祭祀祖先，而且对家庙的规格、祭祀祖先的世代也有一定之规。由于宋代理学盛行，儒家“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得到加强，“孝为百行之首”。所以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而且，“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为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名宦巨贾，豪门望族，均建祠堂，以显其本，以祭其祖。宗法、血缘观念得以由此强化⑦。到明代嘉靖年间，经过朝廷的“大礼议”之辩，国家正式废除了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庶民得以置祠庙及追祭祖先。这一政策的改变对宋以来平民化的宗族形态重要支柱之一的宗族祠堂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明清时代的宗族制度处于成熟发展阶段，祖先祭祀作为家族的重要活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祠堂成为家族具有凝聚力的象征。所以在族规、家训中，立祠堂、重祭祀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祠堂的营建成为全体族人共同的主导意识。尤其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在人文发达的江南地区，祠堂的建筑十分普遍。此时入闽各家族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家族为团结族人大兴土木，故一时建祠之风盛行。例如八闽，据清初《光泽县志》载，当地“从前各族宗祠无几，近数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乡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清•乾隆《光泽县志》卷四《舆地志•风俗》）。民国时期，永定“乡村之中，不论大小姓，皆合建祖祠，复合散居各乡及徙居各处之同宗在邑城建祠”（民国《永定县志》卷十五《礼俗》）。
宗祠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宗祠祭祀先祖的范围、内容不等，所以宗祠有总祠、支祠、分祠以及专祠、家庙等不同类别和称谓。一族合祀者为总祠，分支各祀者为支祠、分祠。宗祠的规制，视家族人口的众寡和族田、族产的多少而定。
宗祠祭祀对象主要是得姓始祖、当地始迁之祖和本支开派之祖和以功德、爵位着称的历代先祖。在祖先崇拜和追源溯流心理支配下，祠堂祭祀祖先往往至数十世、上百世之远。如周姓则以后稷为始祖，吴姓以泰伯为祖，姜姓以姜尚为祖，袁姓以袁绍为祖，王姓以周灵王太子晋为祖等等。
宗祠规定祭祖“拜图”准入祠堂者除长辈外，得需有功名者，鼓励建树功名以光宗耀祖。
宗祠至今保存的楹联、牌匾、名人书画、木石古雕等甚多文物，每一件实物和文字记载都是该姓氏族史可靠的实证。
宗祠文化不乏为蕴存儒家思想文化中诸多精华性内容的表现。笔者认为今天仍可供人们传承和鉴用。只要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研究它，分析它，去瑕取瑜，扬其精华，把握住宗祠文化与姓氏源流密切地关系，必将为我们研究中华姓氏源流而所用。
3、祭田文化
祭田，旧时族田中用于祭祀的土地。①
在古代，田地被视为最可靠的产业，因而在一个家族中，土地是最重要的族产之一，这些土地可统称为族田。“族田” 和“寺田”是封建社会中带有集体所有制色彩的两种特殊类型的地产。对于族田等族产，几乎所有宗族都奉行只许买进不许卖出这一单向流动的原则。所出租谷主要用于维修和祭祀祖墓的，叫作墓田。主要用于学塾开支的，叫作学田。主要用于救济贫苦族人的，则叫义田。主要用于宗祠祭祀的族田，就叫作祭田，亦叫祀田。而寺庙拥有的田产则称为“寺田”、“佛田”。
族田作为宗族所共有的财产,是宗族举行各种公共活动、实现敬宗拢族的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它集祭祀、恤族和教养等多功能于一身，而其中祭祀是宗族活动重要的一环, 因此，祭田在一个宗族历史长河中无不渗透在一个个重大家族活动事件之中，逐渐聚集形成了祭田文化。
古人认为，“祭田之设所以预备上垄祭具也!自先礼经无文，至唐开元初寒食节令民上墓，后代遂相沿成俗。于是姓族之中族为望，望分为房，房各置田亩享祀其祖……可胜叹耶!故祭田必特记入谱牒，永不许不肖子孙妄行典卖。”⑥ 正是为确保家族具有足够的田产，将报宗功、扬祖德的祭祖活动延续下去而“永不许不肖子孙妄行典卖”和后人不断的增置祭田，祭田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同时亦为今天研究姓氏源流提供宝贵的线索和佐证。例如：
武城曾氏《文正公增置祭田碑记》开篇即述：“我曾氏自鄫世子入鲁以来，改鄫为曾，四传而至我始祖宗圣，世无废祀已二千年。有钦赐祭田传之永久。”由此可知道在入鲁以后改鄫为曾，而后四传而至始祖宗圣，十分明了。而后“但我曾氏受田在颜、孟二氏之后，是以田多瘠薄，不克与二氏等，捻岁虽可给，歉年颇形拮据，近又以黄河北从郓城西一带大半淹没兼值逆匪滋扰，有妨播谷，祀事更觉艰难矣”。钦差大臣曾国藩督师江南时，“即出奉银千两增置祀田。本年九月买得济宁州北乡徐刘氏田贰顷壹拾壹亩玖分有奇，六年正月移会济宁州牧程过入，宗圣府例粮改拨曾家堂册内。得此一助，祀事自兹无虞矣。” 仅这一祭田碑记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姓氏变迁资料。可见祭田文化与姓氏源流研究之间所具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不论是谱谍文化中的“家传”“家谱”“ 簿状谱牒”还是宗祠文化中的支祠、分祠、总祠以及祭田文化，均是当前我们研究中华姓氏源流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特别对研究海峡两岸姓氏源流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谱谍文化、宗祠文化、祭田文化对闽台中华姓氏源流研究的现实意义
研究谱谍文化、宗祠文化、祭田文化对闽台中华姓氏源流研究具有较大的的现实意义，这主要是福建、台湾，厦门、金门相互间具有千丝万缕十分独特的联系所决定的，这些特点及其产生的现实意义体现在：
1、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渊源历史形成了闽、台两岸，厦门、金门两地间深厚的血脉相亲、隶属与共、文脉相承、诸神同祀、风俗相通的地缘、血缘、法缘、文缘、史缘和商缘等密切关系。
1998年11月22日，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的“追根究底──台闽族谱暨家传文物特展”，从这些展品中，可以看出当年台湾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自东晋迄唐宋五代以来，战乱不止，加上黄河地区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因此许多北方人南迁，闽、粤人口激增，形成人口过剩局面。闽南和粤东北地处山区，土地贫瘠，“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只得向台湾和南洋移民，以寻求生路。在台湾两千三百多万汉族同胞中，祖籍福建的约占了86.4%。
在台湾移民社会中，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关系，最初移民大都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组织迁移赴台和集中进行垦荒，以便于生存、垦荒和打开局面。随着移民活动的增加，血缘、宗族关系已经不能适应，他们通过同乡的关系结伴来台，然后又通过同乡的介绍和指引，大批移民来台到同一地区共同开垦。定居后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保卫生产成果，他们又需要联合和组织起来。因此，很快由祖籍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
现在海峡两岸同胞在多缘认同的前提下，掀起了“返乡寻根谒祖热”， 纷纷解囊捐款修缮宗祠、家庙。闽台同胞大部分姓氏都续修了家谱、族谱，有的姓还牵头修大谱、通谱。闽台谱谍文化、宗祠文化、祭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海峡两岸中华姓氏源流研究和台胞谒祖、寻根、探源起到极大地帮助。
2、海峡两岸现存的族谱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闽台之间移民迁徙呈双向特性，特别是厦门和金门历史上双向迁徙更为突出。早在晋末内陆乱世，就有一些先民逃往金门避难定居。德宗贞元十九年，浯州（金门）置牧马区养马，陈渊为牧马监，其部下携带家眷和跟从的民户落户金门传衍。明朝洪武年间于浯洲设置「金门守御千户所」，筑巡检司城，派驻军队戍守。元、明金门官办「浯洲盐场」，派官经营，这些派驻军队和盐官、盐民的后裔定居金门为数不少。明清随着开发和发展，大陆沿岸各地的商贾、农户、渔民也逐渐移民迁徙入金。而历史上金门也出现三次较大规模的岛民内迁大陆沿海地区，分别是：明初和嘉靖防倭寇禁海迁民，以及清初的迁界墟岛。“桃源”颜氏就是较典型的事例，早在宋代其先民由永春迁金门，明代由金门迁同安，清代又由同安迁金门。长期的双向迁徙，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交融一体状况，各自谱写的族谱也交叉联系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大陆的族谱相当一段时间中止继谱，有很大的部分谱牒遗失，这给闽台姓氏源流研究和台胞、金胞寻根谒祖带来一些困难。而闽台族谱的互补性正好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我会颍川文化分会部分会员和同安田洋村陈氏宗亲与金门庵前村陈氏宗亲联谊会共同编撰的《浯阳陈氏家谱》，记载了1000多年来陈氏家族“谱系”及其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古代金门和同安之间三次移民互迁等重要史实，全书共10章、20多万字。这是已知的全国第一部两岸共编的陈氏祖谱,亦是两岸人民同根同源，血肉相亲的有力史证。
3、台湾、金门保留大量丰富的宗祠文化为研究闽台姓氏源流提供充足、直接、可靠的实证。
祠堂家庙是宗祠文化主要的载体，台湾各地保存有为数不少完好的祠堂家庙，特别是金门。金门扣除驻岛军队人数，居民人口约有五万余人，共有一百五十五个姓氏。其中有陈、林、张、黄、李、吴、蔡、郭，叶、许、卢、吕、颜、郑、薛、杜、何、杨、董、辛、周、卓、孙、程、洪、江、翁、方、汪、龚、罗、梁、庄、戴、萧、谢、苏、关、欧阳等单姓及联宗姓氏设有宗祠家庙一百六十余座。仅就居民人口与宗祠家庙数的比例之高，大大超出内陆的许多地区。金门由于处于长达几十年的军事管制，经济开发延迟滞后，长期与外界阻隔状况使得金门的祠堂家庙传统原貌保存完好，所承载的宗祠文化，如精美完整的楹联、匾额、题词、镌刻等，为我们研究闽台姓氏源流提供直接可靠的实证。
2005年 8月25日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赴金门考察交流，期间考察团实地考察了颍川堂忠贤祠，但见「浯江陈氏祠堂记」有云：「……顾各乡虽有小宗，而后浦为官商所聚，尤宜立一总祠，崇祀太傅公，春秋享报……」。又见大殿楹联：
金浦拓丕基数载经营弹心附骥恢先绪
颍川绵世泽千秋俎豆惟愿兆麟启后人
宗祠家庙楹联的内容，多为感恩溯本，阐述祖德宗功，藉昭光前裕后，垂范子孙。这样的「颍川绵世」和「崇祀太傅公」直证该族源头和闽台衍派走向。
同样于2005年，金门颍川陈氏宗亲陈国兴先生一行数十人前来我市进行寻根探源谒祖活动，当他在海沧莲花洲莲塘别墅宗祠看到大门两侧金字对联：
庙貌聿新圭海衣冠推雀迟
家声丕振沧江科第更蝉联
陈先生当即异常兴奋地指着对联上“沧江”二个字大声说道：“同祖！同宗！”
我们从同安松田宗祠中的陈观泰世大夫第、陈睿思进士第到金门陈达五恒堂一序列陈氏宗祠祖屋，可以看到所形成的一条环环相扣的浯阳陈氏在金门、厦门、同安迁徙衍派的实物证据链。浯阳陈氏宗祠文化为我们展示了一支闽台姓氏源与流十分清晰的脉络。
4、台湾、金门至今仍有部分的祭田（祀田）保留存在。
祖国大陆的土地变革，旧时的祭田已不复存在。而台湾、金门至今仍保留有部分的祭田（祀田）。拥有这些祭田的宗族通过经营运作，仍然延续着祭田文化，这也为今日考研闽台姓氏源流提供参考和补充。
近年来，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充分认识厦门对台合作交流平台的重要性，依托闽台多缘及厦门经济特区优势，积极从闽台谱谍文化、宗祠文化、祭田文化等宗族文化研究入手，开展重点姓氏源流的研究。对各个历史时期涌现的爱国爱民，对祖国有较大贡献的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挖掘、研究和整理；撰写了《厦门陈氏源流与“嘉庚风格”建筑》等论文和专题文章多篇。编辑或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华陈氏》大族谱；《柳塘志》；《莲溪堂侯卿叶氏族谱》、《渤海藏真》、《同安营城文史》、《湖里姓氏源流研究》等书籍。同时我会的许多成员还主持或参与了其它多个姓氏族谱的撰编工作。
人类宗族文化的出现是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必然的产物，福建、台湾的宗族文化成为维系血浓于水的民族意识和乡土情结的主要纽带和共同的基础。考察闽台宗族文化基本的一点，那就是源自大陆。从大陆移民带进宗族文化，到返回大陆的寻根谒祖热，完全可以证明两岸同根共源，一脉相承，有着密不可分的人文历史源头。那么，今天我们从宗祠文化 谱谍文化 祭田文化入手，深入开展闽、台中华姓氏源流研究就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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