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家谱。商以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家谱，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司马迁说的《家谱》、《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家谱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不能登大雅之堂，流传到今天的，连一本也没有。
周代（公元前１０００—公元前２００年）家谱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家谱现在虽然亡佚迨尽，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关于家谱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关于家谱的形式，从桓谭说的“旁行邪上”一句话来推测，应是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魏晋至唐代（公元２００—９００年）家谱的盛行及其作用
家谱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件之一。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家谱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这种文献就是家谱。
１、家谱的兴起及其形式
家谱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２００—３００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家谱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家谱不同了。这时称之为“家谱”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家谱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颖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家谱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家谱”，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
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官方具有修撰的家谱如“百家谱”（百指约数）等。在这种官撰的家谱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家谱。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家谱。官修家谱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家谱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２、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家谱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家谱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家谱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家谱，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家谱，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家谱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家谱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家谱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家谱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２５０—３００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家谱。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家谱了。
东晋、南朝（公元４００—５００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家谱，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家谱，并行于世。家谱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家谱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３５０—５５０年）官修家谱，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家谱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家谱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家谱，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３、家谱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怎么查呢？查家谱（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家谱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岛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家谱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详练家谱”（《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家谱，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家谱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家谱的。
４、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家谱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家谱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家谱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家谱，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唐代（公元６００—９００年）家谱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家谱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家谱，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家谱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家谱，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１、唐初家谱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家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家谱。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家谱，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６３８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家谱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６５９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家谱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家谱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２、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家谱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３、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它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
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家谱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唐初家谱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家谱，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６４，１８０—１８４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家谱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家谱。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家谱的作用的。
４、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家谱。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末（公元９００年）家谱的衰绝
家谱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家谱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家谱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１、家谱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家谱，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家谱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家谱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家谱，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家谱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家谱。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家谱是普遍现象。由于家谱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家谱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家谱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家谱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家谱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家谱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家谱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２、北宋（公元９５０—１１００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家谱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
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家谱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家谱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家谱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２５８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１７９页。）
宋、明（公元１１００—１６００年）以来
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１、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９０％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宋濂《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平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多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乡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座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确有依据。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明，血缘关系也必然清楚。
２、家谱的“行辈字派”
这也是家谱所包含的主要规矩。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辈字派在进入家谱以前就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起到了巩固宗族作用的姓名范畴内的东西是姓。姓是部落的名称，每个人都用同一个姓，表示每个人都是这家族里的人。后来种族繁衍，人口扩大，家族越分越多，于是出现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同时门阀制度又兴起，社会中很讲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这个时候，人们就考虑用名字来表示行辈了。
首先人们是用来表示行辈的，尤其是表示排行。这些常用在字中表示排行的字有：长、次、幼、少、元等等。这些字同先秦时期在名中表示排行的字：孟、伯、仲、叔、季等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字中的第一个字。长、元都表示排行第一，是在子，比如晋朝王悦字长豫、桓温字符子，他们都是长子。此外字中用长、元的还有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徐庶字符直等等。次，是次子的意思，排行第二。比如东汉时的祭肜字次孙。幼和稚都是小儿子的意思，排行最末。比如东吴主孙坚字文台，而其幼弟孙静字幼台，东晋葛洪字稚川，三国蜀马谡字幼常等等。少，是弟弟的意思，比如东汉之时许荆就上有兄长，他的字是少张。此外也有用某一个不是表示排行的字来给家里的兄弟命字的，如袁绍的儿子们的字一律都以“显”为第一个字。下层人民常以数字为名来表示排行。魏晋以后，人们逐渐又把表示行辈的字从字转向名，这就是现在的家谱中一般的行辈字派了。唐朝的杜甫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苏中苏试与苏辙是兄弟。他们也代表了行辈字派的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行辈字派是对各辈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辈人的名中都用“明”字，另一辈都用“德”字等等。孔氏家族的行辈字派从思晦开始，他规定下一辈均用“克”字。再往下各辈依次在名中用：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详、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等等。现在在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７７代孙。行辈字派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订的，很多都编成几句吉祥话，有的文人甚至可以写成诗。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行辈字派有的用在名字的头一个字，有的用在后一个字，以前一种居多。考虑行辈字派，既要考虑其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适宜人名，而且还可以与大量的字组合成名，不致于因人多而重名。行辈字派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旅长再次将其延长。这种行辈字派对人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双字名增多，因为这种行辈字派只能起双字名。但是由于其中一个字属于行辈字派，家族内的同辈人都用这个字，而且社会上可入行辈字派的字并不很多，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字名，只是带上了家族标志的单字名。行辈字派还限制了名字的另一个字的使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字派的字不多，可与之组合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人喜欢让另一个字也互有联系，比如杜周的三个儿子分别名叫延寿、延考、延年，寿、考、年都表示寿命，但这种字毕竟不多，如果这一辈有十几个人，可就十分难办了。所以行辈字派又往往会造成文意不通的名字和冷字僻名，这是由于宗谱既强调行辈关系，又十分重视名讳，不允许出现重名。另一种行辈字派是用人名字的偏旁作出规定。像在《红楼梦》里，贾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旁，比如贾代善——贾敬——贾珍——贾蓉，这种行辈字派的选择用字范围似乎更宽泛一些，但是一代一代用下来，为数有限的偏旁也就所剩不多了，而有一些偏旁仍旧是字少或意差，如“犭”旁。宗谱的行辈字派由于是加强宗法制度的工具，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目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美德或吉祥的字，如：德、仁、明、亮、全、有、忠、诚、孝、礼、福、禄、吉、祥、贤、良等等。第二类是希望宗族延续和昌盛的，如：永、传、昌、盛、兴、延、继、承、世、多等等。第三类是怀念先祖和歌颂皇天恩德的，如：泽、祖、显、荣、恩、锡、启、先等等。这也限制了行辈字派的用字。宗谱在宋元（公元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年）以后在中层以上的家族中大为风行，甚至影响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辈字派是两种方法并用，像雍正皇帝一辈的名的第一个字都是“胤”，后一个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辈都是“弘”字，后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丰皇帝还分别规定了四个行辈字派：永、绵、奕、载、溥、毓、垣、启、焘、岂、增、祺。
３、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
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增加人口，还会逝去老人，新增坟墓。族产公田虽不准买卖，但兴旺的家族还会购进公产，破败的家族，族产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孙偷着出卖，发生变化。所以家谱必须定期续修，把上述种种新的变化反映到家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续修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家族规定为三十年或三世。“谱必三代一修，恐世远年久，无不散失，乖离之弊，其所失为不小。”（《光绪春谷东溪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旧谱总纲》）许多家族还规定家谱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族谱重修刻板后，每十年汇稿，三十年续倍，补刻刷印，附装谱后，以免久远难稽。”（《道光香山黄氏家乘》卷一《族规》）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民国浦城高路季氏宗谱》卷一《谱训》），出现了这种情况，对族长及族中执事人员要律以不孝之罪，给予国法和家法的惩治。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
４、修谱的义例
所谓“义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指导思想。家谱能不能起到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遵循什么义例去修纂。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又写了，或者兼收并蓄，有文必录，非但不能巩固家族统治，还会适得其反，削弱和涣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谱的最基本的义例是什么？就是“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两句话。这是近代封建家谱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一是扬善，写好的，“谱以正宗派，笃恩义，故独以书善也”（《嘉庆桐城黄氏宗谱》卷一《凡例》）。二是隐恶，不写坏的，祖先族人做了坏事，不准写进家谱，“凡有干谱例，当削不书，违者许房长［即族长］鸣祠处治”（《道光无为查林徐氏家谱》卷首载乾隆间订《规条》）。
５、家谱的保管
家谱刻印出来，要分发给族人保存，以备必要时查询，发挥它的作用。家谱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也有的家族规定推本房之贤能者为掌谱人。掌谱人领取、保管家谱时，要在族长处登记造册，注明所领家谱字号，这样便于检查家谱保存好坏，有无破损、失落现象，而且可以分清责任。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为掌握家谱的收藏、保管情况，家族每年要检查一次或数次，检查时，由领谱人携带原发字号的家谱，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领谱人相互检查，后由族长评判，保管好者表扬奖励，保管不善者批评处罚。从湘潭陈氏和平越杨氏对家谱收藏的规定，可以看出家族对此的重视：“凡领谱者宜各什袭藏之，慎勿瓻借。即被水火之灾，亦须急为搬出，以谱之重，无异于契券也。……议定三年一会，公同勘验，若有污秽、添改、散遗、鼠啮及以箱作别用者，重行责罚。”（《宣统湘潭白沙陈氏支谱》卷首《家规》］“家谱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见谱即见祖、父也，理宜敬谨收藏，毋得亵渎。莫如用木匣装载，置于香火之上，或藏之书室之中，每逢伏日晒晾，勿使少有蛀烂，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岁时祭祀之日，各带原本，到祠会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坏字迹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饬，并凭众罚银三两，归入祠内，以作后日修谱之贽，搞者不得与祭。更有不肖子孙，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乱支派者，众共黜之，不许入祠。”(《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卷十《原刊条规》)
６、家谱对于维系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谱的作用，在于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异姓及同姓异族者迁入本地而造成家族血缘关系的混乱，从而达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谱首先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家族既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那么族人在家族中与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血缘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说来，在三四代以内，谁是谁的父祖，谁是谁的子孙，人们是不会搞混的。但是时间一久，族大人多，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不容易记得很准确。加上族众中有过继族人子为嗣者，有养异姓儿为子者，有随妻带来异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迁居本村者，时间一长，就会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这些情况在家谱的世系图表上一查就着，就可以据此确定族众的地位，赈济贫困族众，解决世系纠纷，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
其次，家谱在历史上曾是向族人宣传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课本。宣传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读谱。通过祠堂读谱这种家族的重大活动和盛大典礼，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在族众的思想上扎下根来，达到团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谱在历史上还是惩罚族人的一种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农村，族人的名字列进了家谱，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准入谱或削去谱名，在人们的观念上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封建家族势力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观念，把不入谱和削谱作为随意处罚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为窃、玷辱家声、逆伦伤化者，一慨不准入谱，如果在修谱之后发现了这些“罪名”．还要从家谱上削去名字，严重的株连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也不准上谱。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百年谱牒资源开发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世系、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它与正史、方志构成中华历史大厦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２０世纪初，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开发谱牒资源的价值作了精辟论述：“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回顾近一个世纪开发中国谱牒资源的情况，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早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潘光旦、罗香林、杨殿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对中国的家谱进行了整理和研究。１９２９年，潘光旦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中国家谱学略史”一文，扼要论述了中国谱学的发展过程，对当时中国家谱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罗香林从３０年代起也十分重视对家谱的研究，他的成果后来都收在《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杨殿１９４５年在《图书季刊》发表“中国家谱通论”长文，对家谱的沿革、内容和体例作了论述，是家谱学研究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章。进入５０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由于受到“左”的影响，不少人将家谱视同封建糟粕而不屑一顾，对家谱的研究也就停了下来。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绝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他们与大陆居民有着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对大陆都有着深厚的宗亲感情和念祖情结，他们往往在自己的聚居地建立祖籍祠堂、庙宇。台湾人民更有修谱的优良文化传统。近５０年来，海峡两岸遭到人为的隔离，台湾人民掀起了一股宗亲、修谱、寻根的热潮。
１９７７年，台湾成立了“宗亲谱系学会”，１９７８年在台北举办了“宗亲谱系资料展览”，１９８２年起还到各地巡回展览，并举办多次谱系研讨会，１９８５年出版了《谱系与宗亲组织》，全面介绍了台湾１９个世界宗亲会，５８个省市宗亲会的情况。
１９７７年在台中成立了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会，举行族谱报告会、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会，并出版了《台湾源流》季刊，至今共出版２０期，发表了大量有关族谱和姓氏渊源的论文。２０００年５月，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会还协助上海图书馆举办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族谱国际研讨会。
１９８１年，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成立了国学文献馆，重点收藏以族谱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献资料，供学术研究和社会各界查询使用。他们还免费连续举办了４期族谱研学班（每期一个月），传授修谱知识、培养修谱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地区谱牒工作开发与研究工作。国学文献馆还召开７次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有力地促进了亚洲地区族谱学研究的开展。
１９８７年，由文化大学谱系研究所所长赵振绩主编、台湾区姓谱研究社发行的《台湾区族谱目录》问世，这是台湾地区开发谱牒资源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该目录能够问世，是台湾一群热心弘扬中华民族根的社团与个人，在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支持下，在全台湾进行地毯式的采访家谱的结果。该目录共收入家谱１０６１３种，是台湾地区最完整的一部家谱总目录。查阅《台湾区族谱目录》，发现有两大特点，一是收入目录的家谱祖籍，绝大多数在大陆，据统计，在１０６１３种目录中，祖籍不明的有１７５４种，祖籍在台湾的仅１０２种，祖籍在大陆的有７７５７种，即祖籍在大陆的占９８％以上。二是近５９年来的新修家谱占有重大比例。任举一例，《目录》共收李姓家谱５７０种，确切标有编修年代的共３２２种，其中清代编印的１３种，民国时期即１９４９年前编修的３５种，其余２７４种为近５０年编修，占有李氏家谱的８５％。这就充分说明了尽管海峡两岸人民被人为分隔５０年，但台湾人民以积极续修家谱的形式，反映了他们寻根问祖、心向大陆、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１９８７年以后，台湾正式开放大陆探亲政策，台湾人民组团访问大陆、寻根问祖，掀起了一股新的热潮，并出现了两岸人民联合修谱的情况，陈心宽编《盐城陈氏总谱》、罗佩光编《连城罗氏族谱》等，就是海峡两岸同一宗族联合修谱的成果。
在国外，收集整理开发中国家谱资源取得成效最大的当推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犹他家谱学会位于美国盐湖城，为美国摩门教下属一文化机构。犹他家谱学会于１９８４年正式成立家谱学会图书馆，以收集和保存各国死亡者的档案资料为宗旨，并于１９３８年开始雇１０余人到世界各地采用缩微技术复制搜集各国死亡者档案。
犹他家谱学会也十分重视对中国家谱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犹他家谱学会收集拍摄中国家谱资料分三步，第一步，先将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单位收藏的家谱进行拍摄，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由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共计收录３１４０种中国家谱缩微胶卷，这是反映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外的收藏中国家谱情况的一部重要的家谱目录。第二步，在１９７４年以后，犹他家谱学会派员到台湾与中华学术院谱学系研究所等机构合作，组织台湾一些热心弘扬中华民族根的社团与个人，深入到台湾各县乡镇，走乡串巷，对民间收藏家谱进行地毯式采访工作，先后共计拍摄台湾地区家谱约１万种。第三步，８０年代，犹他家谱学会还进一步与大陆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联系，拍摄大陆收藏的家谱原件，先后共计拍摄数千种。这样，犹他家谱学会共计拍摄中国家谱约１万７千多种，还收藏有数百种家谱原件，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缩微胶卷最多的单位。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学术研究领域逐步克服了“左”的影响，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近20年来，一度荒芜、人们不敢问津的谱牒研究在大陆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８０年代，不少谱牒研究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谱牒研究的文章。１９８８年在山西成立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和中国家谱资料中心，并于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１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谱牒学术研讨会，有力的促进了全国谱牒研究空气的活跃。中国谱牒学术研究会还编辑了四辑《谱牒学研究》刊物，发表了８０余篇关于家谱研究和姓氏渊源的文章，积极推动了大陆谱牒研究的发展。中国谱牒学研究会成立以后，江西、福建、上海等省市也成立了谱牒研究会，湖南、广西、四川、北京等出版机构也相继出版了《中华姓氏谱》、《中华姓氏通史》、《华夏姓氏丛书》等著作。
在大陆各省市中，谱牒研究开展最活跃的当推福建省。福建省比较早地成立了省姓氏渊源研究会，在漳州、厦门、晋江等地还成立了研究会或谱牒学会。近１０余年来，福建先后出版了《近５００年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三胞与祖地》、《南靖与台湾》、《晋台志》、《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等著作、资料集，在谱牒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海外华侨和台港澳同胞积极促进和支持下，福建各地也掀起了编修新家谱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则是和台湾同宗共修的家谱。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晋江市在图书馆举行晋江家谱展，其中新修的家谱就有４００余种。福建省上述活动不仅活跃了大陆的谱牒学术研究空气，而且直接促进了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和寻根问祖活动的开展。
近２０年来，大陆不仅在谱牒学的研究上取得重要的成果，而且在整理家谱资料的基础性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１９８４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发起、联合编辑《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该项工作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同年，国家档案局会同文化部、教育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化馆、档案局等单位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嗣后，大陆地区即有４００多个单位报送馆藏目录或本地区收藏的家谱目录。为使收藏目录更全面，编委们又不辞辛苦地到个别未报送单位抄录有关家谱目录，又将《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家谱目录予以转录，同时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出版的中国家谱目录有关部分予以转录。这样，该书共收录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家谱目录１４７１９种。应该说，这是迄今反映中国家谱收藏状况最重要的一个书目，是全国４００多图书、档案、博物、文化等部门在家谱目录方面开展大协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２０世纪末，上海图书馆对家谱资料的整理与开发，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上海图书馆是中国仅次于国家图书馆的大型公共研究型图书馆，共有藏书１千万册。几十年来，在顾廷龙馆长“人弃我取”原则指导下，上海图书馆十分重视家谱资料的收集，累计收集家谱近１.２万种，近１０万册，是世界上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单位。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对家谱的整理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大量家谱堆放在书库的角落里，任其尘封、虫蛀、霉烂。以１９９６年年底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为契机，上海图书馆将家谱的整理与开发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上图每年投入数十万元经费，组织技工对破旧的家谱进行修补整理，至今已修补近３万册。上图还专门成立了谱牒研究中心机构，专门负责家谱的整理、开发、咨询与研究工作。同时开辟了大陆唯一的家谱阅览室，供广大读者查询、阅览。上海图书馆还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召开了“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究研讨会”，与会代表就家谱的学术价值，撰修体例，开发利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谱牒研究》论文集，共收集论文３６篇。上图旋又于２０００年５月，召开了“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近百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世纪之交的谱学盛会。会议就编纂《中国家谱总目》、家谱的数字化、新修家谱、中外谱牒的比较等专题进行热烈的研讨。会后出版了《中华谱牒研究》论文集，共收集３５篇论文，论述的问题较前更加深入，标志着海内外对谱牒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２０００年３月，上海图书馆还与新加坡公司合作开发寻根网站，这是一家利用家谱资源，系统提供华人寻根咨询、建立电子家谱等全方位服务的网络平台，每天点击查询的在十万人次以上。
近几年来，上海图书馆还聘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安微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的专家，按统一的体例，费时２年，终于编纂成《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２０００年５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不仅是一部家谱书目，而且是一部家谱提要专著。该书共计收录家谱１１７００种，近１０万册。著录项目不仅包括姓氏、书名、编纂者、出版年代、始祖等项，而且翻阅每种家谱，就迁涉路线、名人事迹等内容逐一作了提要，这在中国家谱整理上是件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由上述可知，近百年来中国家谱整理与研究尽管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但在２０世纪的末页却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凸现了海内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特点。但是，离开谱牒资源的深入开发与研究，尚有很大的差距。例如，至今尚未有一部系统论述中国谱牒历史的专著问世，至于存世的中国家谱究竟有多少?更缺乏完整的统计。前面提到的一些家谱目录，如《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仅是一个馆藏的目录；如《台湾区族谱目录》，也仅仅是一个省区的目录。即便是耗时１３年完成的１９９７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虽然有４００多个单位参与，但涵盖的面不广，主要是收入大陆地区的目录，大量海外的中国家谱目录没有收入，就大陆地区来说，如上海图书馆收藏有１万多种家谱，由于未及整理，因此也未能收进该目录中，因此严格来说，《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也是很不完整的。对学术研究来讲，专题目录的编制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由于至今尚未有中国家谱总目录问世，这就严重影响家谱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如何尽快地编著一套完整的中国家谱总目录，是摆在全世界的中国家谱收藏和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网络化对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新要求，２０００年６月７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４２家中文图书馆和中文文献资源收藏单位参加的“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上，《中国家谱总目》正式通过立项，并决定由上海图书馆主编。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家谱资源整理和开发的必然趋势。
为了落实《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工作，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海图书馆主持召开了《中国家谱总目》的编纂会议，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美国等２５家的家谱收藏和研究单位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家谱总目》编纂方案、著录规则以及编委单位的职责。国家文化部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大力的支持，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司长陈琪林先生亲临会议，对如何编好《中国家谱总目》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文化部办公厅并于２００１年２月７日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对各省市文化厅局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搞好这项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按照《中国家谱总目》编纂方案的要求，凡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外国藏书机构收藏和散见于民间的２０００年以前刊印的用汉字记载的中国各民族家谱，概加收入。著录既要符合一般古籍的要求，还须尽量反映家谱本身的特点（如始祖、始迁祖、谱主居地、堂号、编修次数等）以及藏谱单位。为顺利推进此项学术事业，专门成立了有２５家海内外主要家谱收藏和研究单位组成的编委会。整个编纂工作按照“分头编撰、汇总审校”的方法进行，全部工作计划约三年时间完成。其工作步骤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各编委单位调查其所负责地区收藏的家谱，按统一著录规则编写家谱条目初稿，寄交上海图书馆，时间约一年。第二阶段：聘请若干专门人员，查核各地寄交的目录初稿，并在合并复本后加以分类，进而编纂总目初稿，时间约半年。第三阶段：聘请若干专家集中于上海图书馆，对总目初稿进行最后的审核和定稿，时间约半年。第四阶段：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将条目制成数据并上网，时间约一年。
处于世纪之交开始起步的《中国家谱总目》编纂工作，对于保存历史文化遗产、开发谱牒资源、弘扬历史文化、促进学术研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家谱印数有限，收藏分散，这就给编纂工作带来比编纂其它专题目录更多的困难。但在海内外谱牒研究者和家谱收藏单位共同努力下，编纂《中国家谱总目》这项工作一定能顺利完成。作为主持这项工作的上海图书馆，理应发挥积极作用，为早日编纂完成《中国家谱总目》，开展谱牒系列研究，促进谱牒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在新世纪进一步繁荣昌盛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世界上，很多其它国家也有编制家谱的习俗，但他们大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家谱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已成为我国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就有一万二千多部（九万余册），是目前世界上收藏民间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率领一批年轻人跑遍了全国的纸浆厂，从化浆炉前抢下了六千多种家谱收藏。由于家谱是族人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内容，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由于家谱记载的内容又可反映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及经历，往往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人文发展，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今天，炎黄子孙遍布世界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人超过５５００万。每年大批华人不辞艰辛，来到中国祭拜祖先。中国人的这种寻根追祖情结，不能不说与延续数千年的家谱有关。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现代人续编的家谱，吸取了历史上编制家谱的精华、弃其糟粕，将每人的世系、生卒年月、学历、专业、经历、婚姻、成就、照片、地址等都记载下来，还配上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将家谱记载的内容加以了发展，成为家族中维系血缘关系及记载家族历史的珍贵人文材料，代代下传。
近年网络更为分布世界各地的族人提供了快捷、方便的联络手段。“数字家谱”的出现；“姓氏网站”的不断诞生；家谱在网上的“动态更新”和在网上浏览家谱已成为新时尚。用计算机网络汇总“炎黄子孙的脉络”就有了可能。近数十年中，因族内人员迁移频繁，往往连络疏远。几千年家谱形成的记载，目前正处在青黄不接时期，一旦中断，则无法补救。续编和衔接即将中断的家谱，实为当代人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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