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命运与未来
——访中国家谱研究专家、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
2010年5月25日，河南省固始县城关镇居民曹先生家中珍藏一本清乾隆年间的曹氏宗谱。 (资料图片 向明超/CFP)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对于中国人而言，一部承载着家族荣耀历史的家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与祖辈们最近距离的接触。但如今，真正翻阅过自家家谱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少，这种传递着祖先们温情与回忆的家族史也似乎已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
而对于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而言，中国家谱几乎是他全部的生活。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以来，他专注于研究家谱文化已经十七年，主编过当代唯一完整反映全世界中国家谱收藏情况的著作《中国家谱总目》。在本周六，他将赴深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在启程之前，记者提前与他取得连线，解密中国家谱的保护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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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鸣，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家谱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撰写《解冻家谱文化》、《中国家谱通论》等多部论著，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国家谱总目》等多部专集。其中，由王鹤鸣主编的十卷《中国家谱总目》共计收录了中国家谱52401种、计608个姓氏，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家谱最多、著录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专题性联合目录。
谈过去： 从造纸厂抢救出近万册家谱
记者：上海图书馆是收藏中国家谱数量最多的机构，您能否介绍一下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情况？
王鹤鸣：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图书馆就收藏有家谱1.1万多种，在全国数量最多。随后十几二十年里，我们又通过多方的搜索采购，如今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数量大概有2万种，共20万册。当前全世界统计的中国家谱数量大概有5.2万种，上海图书馆就占了三分之一强。如今，馆藏年代最早的家谱是宋代的皇室家谱《仙源类谱》。
记者：一般家谱都是由老百姓私人保存，上海图书馆是怎样将这些家谱收藏入馆的？
王鹤鸣：我们从1995年后就将家谱的采购、收集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包括到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等地采购征集私人家谱，另外，一些民间的热心人士也会将自家家传或新修的家谱送给我们收藏。
在采购收集家谱过程中，并非所有家族都愿意将自家的族谱贡献出来。这就要采用各种方式：一是进行宣传、说服，让老百姓了解到，家谱收藏在上图，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采用出钱购买的方式；三是将家谱进行复印，有的是将原件带走，把复印件还给家人保存，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就只能留下原件，将复印件保存在上图做研究。
记者：在上世纪，家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重视，甚至被作为封建残余而被清除，这是否给家谱的保存搜寻工作造成了较大困难？
王鹤鸣：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家谱命途多舛，往往被当做“四旧”受到遗弃。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家谱原件，有近万册是从造纸厂中抢救出来的。我1995年开始到上海图书馆工作，担任党委书记以及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就开始着手将上图的大量历史文献进行整合。最早看到的情形确实非常令人痛心。很多家谱被丢弃时已经损毁严重，有的则布满灰尘蛛丝，辨不清本来面目。我们成立了一个古籍修补小组，到现在一直不断在开展工作，至今修补过的图书已经达到5万册。
看当代： “电子家谱”已经出现
记者：似乎中国人对家谱尤为重视，家谱文化是否中国所独有的？
王鹤鸣：每个民族都有寻根的情结，中国之外，朝鲜、日本、越南甚至欧美国家都有各自形式的家谱，但说到形式的完整、系统，内容的丰富，修订的普及，保存的数量方面，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能与中国相比。
记者：我们现在能知道的中国最早的家谱是在哪个时代出现的？家谱的兴盛都是从何时开始？
王鹤鸣：家谱是记载家族事件、人物的载体。我们现在所说的家谱都是书本上的家谱，但更早的时候家谱可以有其他的载体，将家族的事迹写在布上、石碑上、青铜器上，都可以是家谱。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周时代就已经有原始形态的家谱。家谱大规模地普及到城乡，应该是从宋代兴起的风气，明清后民间修谱的风气更加浓郁，村村修，家家修，户户修，这已经成为每个中国家族所必备的传家之宝。
记者：在远古时代，家谱可以被记载在布匹、石碑、青铜器上，那么随着我们进入了数字化时代，“电子家谱”是否也成为可能？
王鹤鸣：我们现在研究的家谱都是书本式的家谱，但现在也有家族已经直接在互联网上做家族信息的记录，这也能带来阅览上的方便。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图书馆近年来一直也都在有计划、有部署地进行家谱的数字化工作。因为我们馆藏的大量家谱都是一两百年、两三百年前的孤本，为了更好保存这些文献，我们就一页一页对这些家谱进行扫描，这是一项耗费大量人力的工作，至今已经扫描了8000多册。扫描后的家谱可以在网上查到，有兴趣的人即使不出家门也可以查阅家谱，非常方便。
探未来： 家谱中寻根情怀不会变
记者：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家谱的概念与农耕时代是密切相关的，族人们聚居在同一个村落，共同续写着同一部家谱，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国家族形态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此时家谱的编修会面临怎样的转变？
王鹤鸣：在明清时代，一个村是一个家族的所在地，家谱的统计、编撰都比较方便，近代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甚至有人到了海外，虽然现在的联系工具也很多，但修家谱的难度与过去相比更大了。现在如果要新修家谱，家族需要有几个非常热心的人来牵头，而且要分区域去寻访族人，这需要非常细致耐心的工作。
记者：在家族式聚居的时代，家谱的产生和延续是很自然的事，而当今这种家族形态已经产生剧变，那么此时家谱对于中国家庭还有怎样的意义呢？
王鹤鸣：家谱与正史、方志同为中国历史的主要载体。家谱里包含了大量信息：人口、社会、民族、民俗、历史、经济、教育等第一手的材料，这在正史、方志里是找不到的，这是研究历史的资料价值。其次，教化的功能在家谱中非常突出，每部家谱里都有这个家族的家训、家规，里面虽然有些封建落后的内容，但整体基调都是教人向善的，有大量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在其中，并且在民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去，对于当今每个家庭的下一代也很有教育意义。
对于现代人而言，家谱可以找到自己的根。家谱是一个家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信息，从家谱中往上追溯，就可以了解到你的家族最早生活在哪里，祖辈们的迁徙路径是怎么样的，在其中了解到祖先们的故事。例如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在1997年到上海图书馆参观时，就翻到了他们无锡荣氏的家谱，还在这部家谱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当时他特别高兴。这种例子我们见过太多。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在中国人心里，寻根是一种非常温暖的情怀。
记者：从事家谱研究和保护工作十七年，您对中国家谱的保护现状有何评价？而未来，家谱的保护研究工作又将如何开展？
王鹤鸣：对于中国家谱的开发研究，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以往的研究对象大都是汉族家谱，我们现在正在着手对少数民族的家谱进行开发，这样的整体开发还需要大量的专业工作。另外，全国的许多图书馆，包括海外的一些机构都藏有大量的家谱，我们希望能够与各系统、各单位加强协作，共同整合中国家谱资源，更系统更有规律地开展中国家谱的整体研究工作。我想这件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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