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月6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主办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会上决定由上海图书馆主持编纂《中国家谱总目》。这个消息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件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大事。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上海图书馆就已开始注重中国家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1996年，一项特别的工程“抢救中国家谱工程”在上海图书馆开始实施。经过几年的努力，上海图书馆共收藏有12万多种、10万多册的海内外家谱。在这庞大的家谱收藏中，有许多是名人家谱，如：孔子的《孔子世家谱》翁同酥的《海虞翁氏族谱》、刘少奇的《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荣毅仁的《无锡梁溪荣氏家谱》以及李鸿章、左宗棠、鲁迅、胡适之、蒋介石、包玉刚等等，另外，还有许多市民捐赠的普通百姓家谱，是世界上收藏家谱最多的图书馆。
据资料调查，目前存世的中国家谱计有5万多种，其中流落海外2万多种。北京中国嘎家图书馆收藏家谱3006种，台湾“故宫博物馆”图书文献馆收藏中国家谱17099种；美国犹他州家谱馆收藏中国家谱17099种；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旧家谱500余种；日本国立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403种，在东洋文库中文藏书中，有800种中国家谱原件……这些都是公藏家谱，还有大量散落在民间已被发现或尚未被发现的中国家谱。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家谱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和研究。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牒、谱牒等，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正史、方志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其中，以家谱出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清理最难。因此，编修家谱不仅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撰正史、编史志、修家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史载，国史、方志、谱牒都始于奴隶社会时期的西周。在商代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氏族世系的记载。《辞海》中“谱牒”一词的释义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转》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即指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史籍。先秦典籍《世本》算是家谱的雏形，对《史记》撰写帮助很大。此外，《史记》、《别录》、《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古代书籍中，都有关于谱牒的记载、类目等等。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一.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认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式，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都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史志谱三位一体。
谱牒的体例和内容，与史志的体例和内容大抵相同，基本上都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略到详的漫长历史演变和逐渐完备的发展过程。总体上说，史体形成的时间较早，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誉为中国史学的楷模。而志体的形成略迟，宋以前，逐渐由“地记”、“图记”向方志体例演变；宋以后，方志尤其是郡县志的体例渐臻完备。谱牒体例的形成比方志又略早。史志中收入谱牒，专门著有“姓氏”一门始于北宋欧阳修《新唐书》中撰有《宰相世系》；《太平寰宇记》有“姓氏”、“人物”等门，成为家谱入志之先河，此后修志学家皆模仿。
过去，谱牒曾是一门显学，封建社会官府设置令郎史长官图谱等事务，成为封建宗法关系的统治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特重门第，有司选举，必稽谱牒，谱学成为地主官僚保持门阀的工具，及后有专门的“谱学”盛行。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薄状》，子孙相传，称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因贾弼旧本改撰《十八州谱》等等，称为王氏谱学。北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名“方司格”。唐时，太宗、武后皆曾修订过著名的《氏族志》。五代以后，谱学渐衰。宋代郑樵《通志》著录谱系6种、170部，至元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时，所存者不过数家。明清时地方宗族仍多编修族谱。所以，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可以从谱牒中深入研究，理解封建宗法关系的真面目。
家谱，作为地方文献史料之一，它不仅记载了族人最基本的世系状况，如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住迁移和婚姻状况，而且还记载了族人的姓氏源流、族规家训以及族人在科贡、官谥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族人的经济情况及兴衰变化；建筑、丧葬、祀典、文物和聚居地方的风土人情及族人内传等内容，堪称一族一姓的百科全书。其内容涉及了社会、历史、考古、经济、民俗、人口、民族、遗传等学科，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同时又对地方志的编修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如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所说“家牒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文史通义》）
历代史、志、谱书，都有史乘、志乘、家乘之称，这说明了谱牒与史志的名称相似、性质相属，功能也相近。历史上编篡一部完整的国史，要经过较长的时间。通常是在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之后。编篡地方志则不同，间隔的时间比较短，往往一步志书修成，若干年后又续修。首次编篡的地方志通常探本溯源，贯通古今，记述特定地域内历代的沿革变化；续修的地方志，重点记述前志下限以后本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地方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档案文献，它包括公文档册、金石碑刻、谱牒家传、信札、笔记等等；另一个是实地调查、采访的资料，如口碑资料、实物资料等等，而家谱作为大家族制度的产物、氏族世系的栽籍，一般每隔20年或者30年修一次，记载每朝每代家族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由族人中最有权威、德高望重的人主持编写，所以，史志谱三者构成中国历史的一个完整体系，三者各有特点，又互相兼容，互补短长。地方志处于中间环节，上以国史为参照和审核，下从家谱和图书档案、报刊杂志、民间口碑吸纳精华。对地方志而言，家谱具有其地方文献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家谱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征，承担了记述与保存中国宗系文化的特殊使命。家谱虽然只一族一姓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却能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各个方面，也可以说是某地域历史发展的缩影，地区志在编修过程中应当从特定地域内的各种家谱中攫取有用、有价值的资料。
家谱是时代的产物，存在着许多弊病。但世系、谱系、族法族规、人物资料、族人艺文及碑刻、遗墨、御赐诗文、文物胜迹等史料都是可靠可信的，特别是人物的姓名、字号、居地和生娶卒葬，尤为细致确凿，可以为正史、方志提供准确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相继在家谱中发现了许多正史中“不见经传”的重要史实。例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早期革命生涯中，曾与一个名叫尤列的人过往甚密，情同手足。但是，历史上有关尤列的生平事迹却是一片空白，在地方志中也是了无踪迹，这一人物曾经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兴趣，但有关研究却是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两年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严佐之教授在一本《常熟尤氏家谱》中竟意外地发现了尤列的名字和一些有关他的主要事迹。严佐之教授从这部家谱入手，掌握了大量有关尤列的生平资料，对研究孙中山增添了新的史料。
史志谱书都具有民族性、综合性、系统性和连续性。虽然诗言志，文载情，谱统人，但和国史、方志相比，家谱是原装的群众史观，是联络中华民族血脉生命史最广泛、最公平、最伟大的统一战线，过去旧家谱是为封建统治服务，今天新家谱的编修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编修家谱，不仅是为了保持联络，不忘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更重要的孝敬父母，勤俭持家，勤奋刻苦，自强不息，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史重在鉴，志重在用，家谱与史志一样都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报刊杂志上相继发表文章，强调重视开发、利用家谱资源，这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特殊的作用。为此，文化部办公厅2001年2月7日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如何搜索、整理、开发、利用、研究家谱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地方志事业具有特殊的价值，我们方志工作者应该用唯物主义观点指导编写社会主义家谱，丰富地方文献史料库，促进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与研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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