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名“家乘”“族谱”“宗谱”，记载同一血缘、同一姓氏的上下世系、重要事件、个体事迹、发展历史、价值信仰、经济状况、礼仪习俗、文化观念等方面内容，上可以追本溯源，缅怀先人，下可以辨明关系，联络宗亲，从而启迪人们的孝悌心，唤醒人们善良的本性，激励后人，奋发有为，所以说它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档案。也可以这样说，家谱仍是一个家族或一个人生命链条的接续。只有家谱，能够让生活在不同层次甚至最卑微的民众得以在文献记载的历史中，留下曾经生存的印迹。曾几何时，家谱与宗祠、义塾是家族的三大举，与国家的正史、郡县的方志一起，构成了中华历史的三大柱石，在内容上它们彼此相通，相辅相成。［１］
家谱的历史悠久而漫长，几乎与五千年文明同沧桑。一些所谓正史，象古籍《禹本记》《牒记》《世本》的“帝系”“世系”“氏姓”等内容，也是参考或直接来自于家谱档案。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其相当一部分素材来自家谱。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云：“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成为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谋划办事，选举婚姻，升官晋级，必查谱牒，有些豪门望族甚至凭借家谱坐收渔利。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一度只有统治阶级才拥有谱牒，这是他们的“专利”。到了唐宋时代，为了“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民间开始了修谱，而且动机简单明了。公元１７７７年，乾隆皇帝更是宣诏天下修谱。各族开始忙碌往返于江西福建、河南四川等地，或寻根，或认裔。此后修谱就成了一种普遍的风气。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不成文的修谱规矩是“３０年一小修，６０年一大修”，所以留下的家谱数量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虽历经磨难，但全球现在存世的中国家谱种数依然达到４７０００种以上。家谱数量最多的是陈氏家谱，共２７５２种；其次是王氏家谱，共２３１７种。而人口资料保存最完整、收录家族成员最多的是孔氏家谱，如一份１９３７年由孔德成等纂修的孔子家谱，足足有１５４册。［２］
笔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在记忆中，经常在半夜三更被一些不速之客抄家。有一次被抄走了几捆旧书和一箱黑颜色的唱碟，父母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偶尔也听到长辈们说“梁上君子”和“来客之争”的故事，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家谱。到了１９８４年笔者要到外省上大学了，突然被多位长辈领到祠堂，一摞发黄的家谱终于展现在眼前，长辈们说这是舍命保存下来的宝贝。但这并没有引起笔者太多的兴趣。一直到数年后，笔者在思考关于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时，才突然想起上学前的那一幕，于是便是利用各种机会埋头研读，越读越兴奋。从家谱中得知先人开基于河南淮阳一带，繁衍６０多代后到南北朝的谈先公（陈霸先的哥哥），然后从谈先公的孙子新安王陈伯固始，先是长城（今长兴）、新安（今淳安）（均属浙江），而后绩溪、旌德、贵池（均属安徽）、浔阳（今九江）、西昌（今泰和）（均属江西）、兴宁、长乐（现五华）、归善（今惠州）（均属广东）等地都留下了祖先的足迹，到笔者曾祖父止已过百代人的世系赫然在目。许多先人画像、家训族规、警醒故事也能看到（如“梁上君子”典故就是祖上陈实的故事）。在不长的时间里，笔者觉得突然长大了许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也基本形成了，并影响至今，客家话也至今未忘。在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多年中，每每与不同省市自治区的亲族见面，行同门亲人之礼，再看看自己前后几代人的名字，竟然与见面的人有一字相同，觉得神奇和妙不可言，因此与他们相见时倍感亲切。
说这些无非是要说明这样一种事实，即人是有根的，也是有理性的，在阶级斗争的阴霾散去后，许多人的头脑开始慢慢清醒了过来。恢复了人性的人会问自己、问长辈、问他人，“我是谁呀”、“我从哪里来”、“我有哪些兄弟姐妹”、“我与他（她）谁辈份高呀”等。慢慢地，一度销声匿迹的与氏族有关的各种民俗、文化与情怀，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被老百姓重新赋予了生机。这其实是一种人文与道德的回归———问祖归宗，其最本质的意义就是对自己“根”的追怀了。
同许多见面或没有见面的人聊天，每每说到家谱，不少人（甚至文化人）从未见过、读过家谱，也不知道家族是否有谱以及自己上了谱没有。虽然也关心自己的前生后世，但对此却罔然无助，无可奈何。不过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种认识，就是家谱具有某些其它东西无法替代的价值，可惜在阴谋家当权的年代里它厄运难逃。在“革命”和破“四旧”的口号下，哪家有家谱，哪家就是封资修，谁保留谁就是“卫道士”，谁就有麻烦甚至性命之忧。这样一来，许多家谱被当作废物烧掉或扔掉，而没有烧掉或扔掉的也象烫手的山芋一般被转出，或者舍命深藏、对家人也守口如瓶，几十年间偶有人问起也只能是谎言相告、密不示人。至于修新的谱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哪个吃了豹子胆来作这个事，哪怕是私下来做，给人的感觉不是找死就是疯了。所以，这种事情没人敢做。此时在民间几乎所有的家族行为都销声匿迹了。许多人起名字爱用“东”“彪”“红”“苏”“林”“泽”“兵”等，前边加个“卫”字，单调而怪异，似乎这就是“红五类”的标记。殊不知，这与传统文化诀裂的“革命”行为多少造就了一些不懂辈分、没有长幼观念、六亲不认、只有“阶级友爱”的怪胎，其遗毒殆害至今……
对普通人而言，家谱既是宗族的象征也是一种记忆的载体。它承载着个人及家庭的记忆，以及对远祖、对宗族和村落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通过家谱得以维系传承。家谱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每个家族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它们对家族每位成员的影响可能是无声无息，但绝对是无穷无尽，以致于难以抹去。读家谱就是了解自己几十、几百甚至过千年的家族文化，这是成为“熟人”（与生人相对）的一项基本行为，是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对祖先的追溯与缅怀即是一种祖宗文化认同的表达。最近的十多年来，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或者听到各种寻根问祖的文章或者报道。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以及那些远离故乡外出谋生或者在外工作的人，从此感受到了时代的发展、认祖心理的满足以及人格理性的进步，因而常常感慨不已。
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笔者认为家谱的积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行为规范的养成。一部家谱可以反映祖先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爱国、爱家、爱祖、敬宗、孝敬父母、尊重人伦与礼法的道德风范。家谱中有家规、家训、族规、乡约等，也有许多家风建设的内容。特别是一些家谱名言警句不少，比如“大丈夫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以及“以忠事君、以孝事亲，廉为吏、以学立身”、“不敬爱孝顺父母之人，焉能负起报效祖国之责”等，对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另外，有些家谱有“不准入谱”或者“开除族籍”的规定，比如１９２８年修的湖南常宁《罗氏族谱》就规定：“族中人如有忤逆不孝及为娼为盗者，则革除族外，不许入谱，恐沾家乘也。”孙氏谱中规定：“罪大恶极，案已成定者，不准入谱，示惩戒也。”总之，家谱可以达到“用以宣教化而佐法律，使人伦之道家喻户晓，咸知秩序之不可乱，礼法之不可逾”的目的。［３］这些都是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二、有利于弘扬爱国精神。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不少家族在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发展中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无疑对后代的爱国情操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另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扩大，国力的强大与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日益增长，许多根在大陆身在海外的同胞与侨胞的思乡之情、爱国之心日趋浓烈，以文化认同或血缘认同为核心的寻根问祖的渴望更加迫切，他们希望家乡的亲人们能够在家谱上记上他们、记住他们，从而在民族认同的需要上得到满足和加强。因此，以家谱为纽带，可以弘扬爱国精神并凝聚民族复兴、祖国统一的力量。
三、促进故乡经济文化的发展。家谱表面上是文化的载体，其实它也是一个宗族情感的载体。许多人对故乡的山山水水、对祖宗的陈年旧事、对老宅的一砖一瓦都有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祖先情节”或者特别的兴趣，尤其希望自己的故乡繁荣昌盛、欣欣向荣。而地方经济、文化事业包括许多公益实体的兴办与建设，有赖于家族全体成员在物质上与智慧上的大力捐助与支援。对于同一家族的人来说，能够“光宗耀祖”的行为往往都是他们最不吝惜的，特别是那些因各种原因远离故土、远离家族外出工作或迁徙谋生，而在家谱上又有名有姓的人或者他们的后代来说更是如此。
四、作为史志资料的补充。人们将家谱与志、史相提并论，既反映家谱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三者在内容上的相通之处。家谱的内容繁杂，其中也不无溢美之词，但由于许多是正史或官方文献没有记载的，作为基本素材，它们成了史志十分难得的补充资料。早在本世纪初，史学大师梁启超说：“我国乡乡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他还说：“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到资料。”“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４］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也指出：“我国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５］
五、作为认祖归宗的依据。这个价值意义其实是家谱的一个共性，多年来为世界所公认。笔者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内的寻根热潮始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并随着１９７６年秋季世界名著《根》的出版，美籍黑人亚历克斯哈利（ＡｌｅｘＨａｌｅｙ）进一步掀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世界性的寻根热扑面而来，“更多的人士急心于知晓他们的祖先来自何方”［６］。据法国部份档案馆统计，自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０年，为寻根而查阅档案的人数增长一倍；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则增长三倍，此后仍继续增长。［７］
六、为宗族发展提供一面镜子。每个家族在生生不息的流转过程中，一族经济、文化的消长、人口增减和住所变迁，多少成功与喜悦、多少失败与辛酸，各种可供家族资鉴之因果分析在家谱中可谓汗牛充栋。如何使宗族跟上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步伐，而不被滚滚洪流所淘汰，这是宗族的心绪所系。所以，提炼一族生存竞争之术，以勉励、警醒后人，这也是家谱的又一个价值所在。
最后，笔者在政府、职能部门、个人与家谱的互动上有三条建议：
一是政府应引领民间的修谱活动。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政府对诸如修谱之类的家族活动是进行打压的，这在１９４９年以后至改革开放初期都是如此。但“打压”既没有法律依据，又失去民心，事实上也没有能真正禁止住，所以还不如给予必要的指导，以写出更优秀的家谱和组织出更出彩的家族文化活动，这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是职能部门应在家谱的保存上有所作为。民间编写的家谱，不管年代如何，许多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民间的管理往往并不够科学，残损时常发生，所以县级以上档案馆应适当地开展一些收藏方面的专业指导，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八条规定，负责收集或动员家谱进馆收藏，对自愿献出珍贵史料的单位或个人，可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三是要认识到家谱存在的不足和局限。这主要的就是它存在“以善伤真”的情况，比如隐藏自己家族中某些不齿的方面，还有就是从族谱中可以看出，不少家谱喜欢追溯历史上的达官贵人，有一种攀龙附凤的心态，希望因此成为名门望族的后代，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所以，家谱往往书美不书恶，善者褒扬之，对不善者则略之，这叫做“存忠厚之道”。这样一来就未免失真。再者就是它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心智的情况，比如“同姓不能婚娶”、“从一而终”，或象常宁１９４３年的《三修邓氏族谱》的规定“族人不得越四民（仕、农、工、商）之外为僧道、胥吏、优戏、推理（理发）、屠宰。”［３］将一些职业视为贱业，有辱祖宗而禁止。所以我们在使用家谱时做一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扬弃”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１］清代谱学家章学诚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艾秀柏．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论族谱的史料价值（下）［Ｊ］．图书馆学研究，１９８３，（３）．
［２］曹玲娟．中国家谱总目将问世全球华人有寻根“路线图”［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７－０５－１１（１１）．
［３］萧一湘．宗族变迁概述［ＥＢ／ＯＬ］．中华崔氏网，２００７－１０－２１．
［４］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４０４．
［５］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
［６］张汉忠．你———根扎何处？［Ｎ］．光华日报（马来西亚），１９９０－１－５．
［７］邓绍兴．简谈家谱档案及其收集［Ｊ］．历史档案，１９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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