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亦称家乘或宗谱，是现今藏书文化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一般它可以分为民间私藏和国家公藏（图书馆、档案馆、文博馆等文化机构收藏）两部分。私藏分散，且乡民不肯轻易示人，故谱牒的研究利用主要有赖公藏。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存在着严重抹煞或低估族谱历史价值的倾向。正确地认识族谱和它的收藏研究价值，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社会意义与教化功能。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寻根问祖”意识，俗话说“落叶归根”、“故土难忘”，族谱便是每个人的“根”，谱里有中国人难解的“乡土情结”和“先祖情结”。台湾粘氏是金代女真族大将完颜•粘没喝的后裔，但一向没有族谱。民国时他们就千里迢迢，不辞艰辛，不惜重金返籍求谱①。族谱对海外游子的凝聚力可谓大矣！它能激励人们爱乡爱国之情，让人感受先人佳言懿行的熏陶，增进眷恋敬仰之情。族谱中贯注着礼义精神，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有很强的教化功能，如江西萍乡上栗有部新谱的家训是“把忠心献给国家；把孝心献给父母；把爱心献给家人和大众；把虚心和恒心用给学问和事业；把诚心和信心留给自己。”许多至理名言，可说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族谱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护，制止滥砍滥伐、污染水源等方面往往有很多有益的总结和举措，值得今人借鉴。
其二，史料意义。我国农村多聚族而居，村志即族谱，族谱即村志，常见族谱可以把其历史追溯到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金溪洪氏族谱即从共工氏记起）。不言而喻，族谱能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是研究族姓源流、宗族规范、人口寿命、战乱灾祸、民情风俗、婚姻家庭、祠庙寺观、书院讲会、村落风水、田规山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名人身世等等问题宝贵的原始资料，被誉之为乡村的“百科全书”，可“补史之缺，证史之讹，详史之略，续史之原”。从族谱中几可窥探我们民族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心理结构、经济基础，显现历代民众最初级也是最终极的人文思考。
其三，文化资源。族谱中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儒家文化、伦理文化；还有大量的名人序言，描慕自然山水凤貌（十景、八景等）和咏志述怀、友人酬唱的诗篇；大量的底层人物传记，书院寺观祠宇的兴废记述等等，其涉及生活层面之广无与伦比，其文辞之雅足以传世，但这些东西却往往地方史志不载，文人著作不收，族谱是它们唯一的最好载体。近常见谱中发现名人的佚诗佚文，这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不可轻易舍弃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家乘谱碟，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唯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钱大听在《潜研堂文集》称“谱章之学，史学也”，“直而不污，信而有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他们都把家谱纳入史学体系，可以说：国史、方志、族谱是支撑我国史学之鼎的三脚，缺一不可，而编史、修志、续族谱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优良文化传统。
据考证，我国谱牒源于夏商，周代逐渐形成史官修谱制度，秦汉以后逐渐转变为名门大族的家谱性质，司马迁撰写《史记》就已经注意利用谱牒材料了。魏晋南北朝官员升迁常取决于士族门阀，故家谱备受重视，此风影响直到唐代。从宋开始家谱的编修才由上层转入民间，由官办转为私修，成为一族一姓的宗族文献，起着“明昭穆，别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的作用。宋代大学者欧阳修和苏轼（一说苏询）对族谱的世系编排创制了两种定式，欧式为直排横叙法，每页五世，子列父下，兄载弟前，这样可直观家族传承次序，但往往由于兄弟众多而产生大量空行，增加族谱篇幅；苏式则按辈份排行横列，同辈人全部列完再列下辈，这样谱书便没有空页，但父子往往相隔很远，一下难以查到，惟同辈关系一目了然。到明清时期世系仍基本沿用欧苏二式，或二式混用。现代亦然。
一套家谱不管其分装多少册，实质上都是两大部分，一为谱头，二为世系。谱头是该族姓、村落各种信息资料文献的总汇，内容大致包括：历次谱序、凡例、祖训家规、历代源流、居址风水图、庐墓图、先祖遗像、像赞、仕宦录、人物传记、字排、历次修谱名录、族产、艺文等等，是我们搜集的重点，残本亦有价值。世系篇幅最大，它列出该族从分房祖（或发脉开基的始祖）一直到修谱时刚出生的婴儿的传承情况，对每个男性族人除记载字辈排行（如启123即启字辈第123个出生的人）外，还记五大要点：
（1）出生年月日时；
（2）娶妻某地某女，出生年月日时，娶几次则记几次，如亡故或离异均要记载清楚；
（3）生育子女，子只记排行名字，女记名字、出生、婚嫁情况，子女列于生母名后；
（4）卒丧年月日时；
（5）葬地。
健在者则无后两条。有成就者其业绩事功可记述之，但文字要简洁准确。一般来说世系比谱头研究价值小，如收不全，不为遗憾（名人世系当然除外）。
这里顺便可澄清两种误解，一说“在封建社会里，正统的观念是绝对的。一个家族中，只有嫡传子孙才能堂堂正正地记人家谱上面，也就是长子、长孙、长重孙、长重重孙的家庭才可以记载在簿。”②其实一个家庭所有的子孙不论嫡生、庶生都要记上谱系的。惟一不同的是家谱不可能每个子孙都“人手一份”，而往往只能由长房或嫡系子孙收执保存。二说女子不能上谱，其实从古到今女子都是上谱的，如前所述，女儿记载在其父母名下，妻子则记载在其夫名下，而且原籍、生、卒、葬、生育等情况都要记载清楚，受歧视的表现是旧社会女子往往有姓无名，称某氏而已。现在修谱女子除有名字外，其学历、工作业绩一般都作了记载，当然位置还是在父母或丈夫名下，这是家谱体例决定的。但如果是男到女家，女子为户主，则同样女子和男子一样处于世系中户主的位置了。
江西方志学家梁洪生教授说：“宋以后的传统社会中，各朝统治政策都与家庭建设理论并行不悖。特别明后期，家族伦理经过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于乡民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日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观念传承。以后几百年间修谱建祠及集体祭祖等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常识，并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形成行为规范。而建国以后，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设与活动为打击对象……修谱活动出现了近四十年的断层，绝大多数‘文化人’连旧谱都看不懂了。”③我国史学界对族谱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国史、方志的整理、研究备受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有专门机构、人员和经费，记载各级官员的交替传承，功劳政绩。而民间族谱却被打入另册，屡遭灭顶之灾。老百姓自己筹款修谱，记录自己的历史与血缘传承，往往被斥之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声不绝于耳。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思想理论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说族谱是封建产物，是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秩序的东西，那么封建朝代的正史、方志又何尝不是?封建正史方志可以整理研究，为什么单单族谱必须焚尽而后快呢?莫非历史真的只有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才具价值?史学只能是帝王将相与少数杰出人物的专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志才是文化遗产，而族谱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谱中存在作伪、失实、攀附、篡改之辞，学术界便嗤之以鼻，不以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这些毛病官修史志与文人著述中也常见，有的比族谱还更严重，梁启超也说过：“吾中国官犊上文字，多不足措信。”④例如《宋史》及司马光《涑水记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诬陷攻击王安石，就令数百年后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穷27年之工，参阅千卷文献，写出《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辨宋史之诬”。⑤官修史书中美化当权者，篡改史实，遮讳统治者种种弑父淫乱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何以史家依然引录不误?其实，族谱的编修是极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岁湮，各支派宗谱的详略、叙述便难以一致，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谱的真实性。国内以岳飞为先祖的《岳氏家谱》就有4部，分别在云南、湖南、江苏三省，临川、东乡、金溪与王安石家族相关的宗谱本人即见10部之多，其中当然难免有不合之处。只有对不同版别不同支派的族谱相互参证，深人探究，才可求得真相，不可轻易认定某谱某事某人为杜撰，不可因某一事伪，而讲整谱皆伪，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族谱研究十分薄弱，一是收藏偏少、分散，不便利用，二是长期的思想禁锢，学人观念落后僵化，丧失了司马迁那种“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勇气，甚至丧失了学者起码的尊重历史事实的品格，极少有人下扎实功夫，深入研究族谱。故我们对族谱宝藏的开发、利用、研究、创新还处于初始阶段，美国学者铁尔福特在第一次世界家谱记录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家谱和世系家谱，是中国家史学者和家谱工作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史料，而它的其它方面的研究价值则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⑥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地方图书馆第一要务应是搜集本地方的文献史料，而每部族谱几乎可说都是“孤本”，搜集有较大难度，不象买书那么容易。但我们应该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地方志、谱牒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日本人为取得洪秀全家族的《洪氏宗谱》，“九一八”事变前后两次派人冒称是洪氏逃往海外的后裔，想尽方法让族人视为同宗，盗走洪谱，真可谓奸谋百出，费尽心机。解放后我国史学界因研究太平天国需要，遍搜洪谱而不得。后来还是日本友人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将《洪氏宗谱》复印寄赠，才解决了太平天国研究中的这个难题。⑦美国学者研究徽商，也主要得益于安徽的地方志和族谱。我们经“土改”和“文革”焚毁了大批谱牒，无疑增加了搜集的困难。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保护文化的却往往是文化很少或者没有文化的农民。“文革”中文化人噤若寒蝉，纷纷交出或私下销毁古籍文献以求自保之时，往往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敢于火中取栗，把造反造来的族谱“偷”走保存。关键时候他们更显得大智大勇，例如用泥巴把砖雕石刻、石碑文字糊起来，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于是造反派就不敢去砸了。是他们有的把族谱藏于暗处，誓打死不交；有的缝于衣被，日夜不离；以种种办法保住了大批村姓谱牒，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修谱热”提供了绍续前代、承接历史的可能。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修谱热”，是有深刻的传统与社会原因和农民深层文化心理需求原因的。
从普遍意义上说，每种谱牒都具有其特殊价值，应予保护与收藏。它可能一直无用，也可能有朝一日千金难求。宋、元、明版的谱牒存世极少了，乐安县流坑明万历十年的《董氏族谱》已属二级文物。现存多为晚清与民国所修，但我们决不可轻弃之。要集全中国族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图书馆应尽量搜集本行政区内谱牒，集腋成裘，这样一市一省的图书馆系统就能编成藏谱总目，藏谱就能蔚为大观了。
现今收藏谱牒，本人认为有五种有效方法。
（1）原本购买。有的地方新谱修成，旧本便被搁置或废弃，这时有效介人，可能购买成功；
（2）借阅复制。在村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借阅其谱，然后复制收藏；
（3）适时购藏当代族谱。族谱打着很强的时代烙印，当代谱必然要为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当代编谱多数地方为了减少村民负担，往往允许族人出钱购买，如果适时表达图书馆的购藏意愿，一般都能得到群众支持。现今还有一个趋势，全国性的同姓总修大部头的“通谱”，如广西的《中国吴氏通书》。⑧四川的《全国苏氏通谱》等，这类书汇总了数省的同姓族谱资料，信息量很大，又多为正规出版社出版，只要汇款即可买到。
（4）旧货市场或旧书摊淘购。常见旧谱摆在地摊上，这是收荒人走村串乡以废纸价或低价收来的，多为村人废弃的残本，故价格低廉，如能碰上“谱头”或善本，则应购下；
（5）关注旧书信息。石家庄有一种《藏书报》（原名《旧书交流报》），刊载全国各地旧书市场与旧书转让信息，其中常有族谱身影，多为书摊业主或私人藏书的转让，间或还有少数珍稀版本。
笔者认为，有关方面抓住时机，完全可以收藏到大批谱牒。这里，还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1）有一定的资金专款；
（2）有一两个有责任心、有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员专负其责。
满足了这两条，必有所成。当然，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收来一大堆谱牒，可能只是一堆废纸而已，但想想“天一阁”范氏400年前搜罗的大批地方志、政书、实录、各地诗文集等又为几个学者所用了呢？其价值不还是存在吗。
学术大师梁启超说：“我国乡村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你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⑨大师的期盼正在苏复的中国逐步实现，或许族谱的研究，将使我国史学别开新面，而实现向现代史学转化的质的飞跃。
注释：
①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台港澳侨周末版第126期，林祖武《台湾粘氏返籍寻谱记》。
②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一版，第24页。
③《东方》双月刊1995年3期，梁洪生《谁在修谱》。
④《饮冰室文集》杂著类《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
⑤《王荆公年谱考略》《序》与《新附》，1974年上海人民版。
⑥转引自《收藏》月刊1997年9期，王宁《收藏热中话家谱》。
⑦参见上文。
⑧吴健琴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一版一印。
⑨转引自《收藏》月刊1997年9期，王宁《收藏热中话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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