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谱的历史价值。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文件材料的家谱，保存了历代不同地区与世系活动相关的丰富数据，它对於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都具有史料价值，这已为众多的有识之士所论证。几十年前，史学大师顾颉刚识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入公认的官修正史，由於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於二十五名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於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当然，顾颉刚所说的"忽视"状况现在已有改变，重视家谱史料价值的学者已日渐增多，见诸文字者不少，勿庸赘述。
作为史料价值，要在求真求实。尽管家谱修撰早有"信以傅信，疑以傅疑"、"循实记载"、"置诸阙疑"等主张，但是，出於种种家族利益的考虑和显耀门庭的诱惑，谱学界的伪俗之风在每一朝代都存在，因此，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
2、家谱的文化价值。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中国人民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中华民族就是在自己独特的环境中，经过几千年的蕴酿由众多族源融合、自然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相对独立共同生活的地理生态系统，漫漫历史长河的共同创造，彼此密切交往不断分化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产生了千枝一本，万水同源的民族凝聚力。
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遍布五大洲168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已经超过5500万。"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於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据统计：1996年世界共有华人社团9255个，（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就已超过70个）其中属於亲缘性的宗亲社团占了34%，有3147个。海外宗亲社团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凝聚的产物，他们有强烈寻根的愿望，每当我们看到，一年一度，人们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沤庥於沮水之滨、挢山之巅的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陵前，共告"五洲风雨疾，华夏有炎黄"，这就是"血浓於水"的情感。台湾有一位研究神农文化的学者叫姜竹，他说："台湾同胞是非常崇拜炎帝的，那边的炎帝神农庙有121座，每年神农圣诞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总要进行一次祭祀活动，以表达炎帝子孙的爱国之心。当前，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有烈山宗亲会，这样，在海内、海外、香港、台湾，炎黄两帝已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了"。炎黄共祖的文化认同，是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根据的，古老的《世本》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启其端，历代的姓氏谱系扬其波，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成了民族集体的潜意识，这正是谱牒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家谱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应该着重考察谱牒文化产生、发展的程序，现像、规律、社会影响和作用。谱牒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全用史料价值的标准来要求它。比如攀援历史名人为始祖的现像，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考察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它又往往起了名人效应，凝聚、鼓舞族群的作用。又如同宗共祖问题，从历史的真实看，任何一个姓氏，其来源都十分复杂，历代改姓、赐姓、冒姓层出不穷，欲求血缘的绝对纯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的谱学，既要重视历史价值的开掘，又要重视文化价值的开发，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更要注意发挥家谱在凝聚社会群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挥纽带和挢梁作用。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舫?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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