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指韩非子好‘刑名法术’且归本于‘黄老之学’，司马迁在《史记》评曰：“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扬子《法言》曰：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或曰：“非忧说之不合，非邪？”曰：“说不由道，忧也。由道而不合，非忧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评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毛泽东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韩非子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晚年毛泽东曾和他的侄儿毛远新有过一次关于读书学习的谈话。他说：你说的《韩非子》我年轻时就看过几遍，其中的《说难》、《孤愤》、《五蠹》都能背得下来。这个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法家.

近代陈启天和常燕生则提出要参考法家理念用以治国。常燕生指出在《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一文的结尾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对于这个结论，我可以毫不犹疑的向全国民胞保证”。

梁启超则提出“只有法家的法治主义才能救中国”。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中央提出的治国方略，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期礼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形成的治国思想。"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改造了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意义。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