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康熙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晚年倦勤，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112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军事

康熙戎装

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为康熙帝决定撤藩，导致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抗清朝政府，其他二藩相继响应，三藩之乱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被完全扑灭，国家也因此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不过维护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康熙采纳了安溪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8年至1720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汗国军队。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经济

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

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

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对于已交过“易价银两”的，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

其四，蠲免钱粮。康熙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在陕、云、贵、川、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通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好处。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清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

其五，地丁合一。康熙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改革的经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第二步是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

其六，修治黄河，淮河和永定河。清朝初年，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的威胁着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对此，康熙帝表示十分关切。他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其七，废除匠籍制度。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文化

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

康熙晚年画像

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颇有著述。康熙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天主教。也有人指出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

亦有学者指出，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重视。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不仅仅是满洲的藏传佛教信仰，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

康熙时文字狱则相对有所减轻，比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还有朱方旦案、王锡侯案，以及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发起的《明史》案。

外交

日本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 ，颁布了《展海令》 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开明的政策致使去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自行减少。

俄国

《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俄国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国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于俄国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国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

欧洲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称“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

清朝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甚至中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

《全球通史》里亦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

康熙还派间谍出访蒙古、中亚，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呈报，书中甚至很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海禁、弛禁

有说法是，为了打击郑氏台湾，康熙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海禁，并以广东先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康熙意识到开海势在必行：“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具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并于第二年，“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