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总体概述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作品特点
战国时代，楚国之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屈原处于巫现甚盛的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的泛神论给他文学创作以充分地滋养，他在巫现甚盛的时代氛围中，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九歌》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所写的伟大光辉的诗篇。《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这十位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抵(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疡。就诗的内容说，既写了与人关系极为密切的神，如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寿夭之神)；又写了湘君、湘夫人之间美丽真挚的爱情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表现手法说，或以庄重的笔调，写神灵的庄严伟大;或以婉曲细腻的笔调，写其复杂的感情;或以悲壮的笔调，写其为国捐躯的壮烈精神。他们无不神采飞动，栩栩如生。这些诗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丰富的想象力，极生动地描写了神的活动以及祭祀的场面，写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过神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了人间的希望与悲欢。它有着强烈地艺术魅力。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写情节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节较复杂生动，感情的描写颇为细腻，写出了较一丰满的人物形象。李贺诗中却谈不上有生动的情节，神的驱妖除邪的活动，是由巫者说出的。所谓“神慎神喜师更颜”，巫师的表演缺乏真实感，感情的表演也欠细腻生动。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除了要表现真实的感情以外，从主观上讲，确有几分信仰者的虔诚。李贺写巫现的种种表演，尽管达到了穷形尽相的地步，但目的却在于揭示巫者的狡绘及骗人伎俩。正因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灵写得庄严、肃穆、和善。神是可以为人赐福的，神对人有着丰厚的感情。从神的外貌到心灵，都写得那么美。读了《九歌》，使人精神上产生愉悦之感。或者可以说，《九歌》旨在给损伤了心灵的读者精神以补偿，使之愉悦振奋。
屈原楚辞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债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李贺诗歌善用比兴，尤善用比喻。他的一些歌诗，往往围绕着一个中心，多方设喻、拟物，使感情得到充分地表现。他有时用超现实的事物，反衬现实的事物，使现实的事物显得奇特而丰富多彩。譬如，他在《李凭茎摸引》中状李凭善弹的情景，通过丰富的想象，绝妙的比喻，充分显示了李凭弹签模的超卓的技艺。余如《听颖师弹琴歌》、《蜀国弦》、《罗敷山人与葛篇》等，在运用比喻上也是绝妙的。[7]
作品风格
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如《哀郑》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汽的情绪。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汽，如《浩歌》: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爱士的平原君不复存在，有才之士又有谁重视和爱护呢?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的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思想成就
举贤授能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
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造为宪令
屈原主张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场更为自己的作品所证实。“明于治乱”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离骚》中对当时楚国的君主怀王提出要求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骥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清人屈复说:诗中的“壮”指“美政”，“秽”指“秽政”，“度”，指旧的法度。马茂元亦说:“‘弃秽’，谓扬弃楚国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现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现状，废除旧制，并坚定地表示自己要作这次改革的马前卒、开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叙述了他实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他说，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我认为这些就是屈原“造为宪令”的本质特征。
大一统
“尚法”、“尚贤”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仅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对此《离骚》也有简要的叙述。《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岂余身之弹殃兮，悲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不致失力，并通过努力获得全胜，最后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一般评论家所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变法改革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我们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还是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1]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