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之前，人们早就注意到《管子》一书的部分内容同《国语·越语下》的范蠡之言存在着思想上的联系，在文句表述上也有明显的相似相近之处。但是《管子》是北方齐国的作品，而《越语下》所记述的是南方的吴越战争，二者之间很难联系起来，因而此两书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帛书《黄帝四经》出土后，由于其中的内容同《国语·越语下》和《管子》的思想联系更为密切，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于是引发了一些学者开始思考这三部书的关系。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中的相关篇章是时下公认的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品，而《国语·越语下》所述范蠡之言又明显地具有后世黄老之学的色彩，所以不少学者都提出了范蠡同战国的黄老之学有着渊源关系的观点，认为是范蠡开启了后世黄老之学的先河。

范蠡既然下开黄老之先河，就一定是上承老子之学。虽然从《国语·越语下》的材料来看，范蠡的思想同老子之学确有密切的关系，但从老子到范蠡，道家思想是如何传承的?却至今没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根据传世文献提供的线索，范蠡之学乃受之于计然，并通过师承计然而与老子思想相接续。

范蠡师事于计然，在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广为流传的，从汉代至宋代，都有史料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相关史料，当属《太平御览》卷404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论》中的一段话：“计然者，蔡(葵)丘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尝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刘宋裴禀《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稴’。”裴禀又引《范子》所载以为佐证：“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

这个姓辛名研字文子号计然的人，很可能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使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