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自是吸引不少人的关切，加以满洲“异族”的身份，①越发引人入胜，不论是民族、制度、文化等方面，皆颇受时人注意。②然而以族谱入手研究满洲历史，③却是比较晚近的事。1980年以前，研究满洲的学者，如傅乐焕、王锺翰等人部分触及满洲族谱。1980年以后，随着中国对于族谱研究的重视与深入，被归列为少数民族的满洲（满族），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张其卓在《满族在岫岩》一书中，论及《齐氏族谱》等数十种族谱、④又如针对清皇室的讨论，有屈六生〈清代玉牒〉、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等文章。⑤台湾方面，自70年代以来即重视族谱的整理与研究，在此时，对于满洲族谱，也有相当的关切。陈捷先在第三届的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谈满洲族谱》，介绍几部满洲族谱，并藉以勾勒满洲传统文化及汉化的情况，随后，庄吉发等人也在几次研讨会中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
在不少论文探讨满洲族谱之际，1983年，李林与辽宁大学历史系师生开始整理散佚各处的满族族谱，并从中挑选部分族谱，于1988年出版《满族家谱选编》。该书的问世，对于满洲族谱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引起不少学者注意，如庄吉发《清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以托云保、李佳氏兴垦达尔哈族谱为例》一文中，即有多处援引。对于满洲族谱的讨论，学者或针对单一族谱作分析，或是以几部族谱相佐论证，而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则是在其编纂的《满族家谱选编》基础上，综合分析所收集的数百种族谱，以勾勒满洲各族族源、迁徙及风俗等历史现象。本书于1990年成书，1992年由辽渖书社出版，16年后再次刊印，作者于再版前言中即言明“力求保全原貌，仅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因此整体而言，与早先的版本相差不多。①1990年以后，《满族研究》、《北方民族》等刊物上，有不少以满洲族谱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藉以探讨满洲社会发展情状。
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分为上编“史事综述”、中编“宗谱分析”、下编“宗谱节选”三大部分。〈史事综述〉一编，乃藉由目前已收得的满洲族谱，佐之以《满洲实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朝鲜等资料，论述满洲宗族迁移、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课题。中篇则以《觉罗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白氏源流族谱》数本重要的族谱加以分析，详略不一，或探讨该族源流、迁徙，或发家致富、家族财产的情状。下编乃节选《觉罗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等29本族谱的序、重要的文章以供读者阅读。
在“史事综述”方面，作者首先说明满洲纂修族谱的情况，指出八旗制度中，世袭的官职需敕书载以承继之由，因此族谱成为证明身世的文书。再者，不论王公贵族或是八旗人丁，其身份皆不能任意更动，族谱是身份、地位的重要凭借。③统治者的倡导，亦是族谱修纂兴盛的原因。雍正时期，《圣谕广训》有言：“修族谱以联疏远”④至乾隆时，则总集重要氏族族谱修纂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其原籍、官阶、勋绩及迁徙分布之况。⑤此外，满洲族谱序多是“追本溯源，光宗耀祖，以谕后人，正人伦，明孝悌”等语，足见亦受汉族文化的影响。⑥总而言之，随着八旗制度的完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问世，掀起一波修纂族谱的风潮，族谱的功用愈显重要，促成各阶层重视修纂族谱，成为几乎「一家一谱」的情况。⑦作者指出，以其所收集的族谱观之，除《吴氏宗谱》等部分族谱是康熙朝修纂外，其余多始于乾隆时期，可窥知在君王倡导、制度的需求下，满洲修谱的兴盛之况，且受汉文化的影响愈发明显。⑧而至清亡、八旗制度瓦解后，或刻意隐瞒满洲身份，或成为汉族一环，不过部分的族谱仍不断续修，于1931-1945再次盛行，后随之没落。⑨至于满洲族谱内容，作者则指出，除基本的谱序、世系外，或有传记、仕宦、奏章，或有谱单记载其原籍、迁徙、立谱时间、祖先画像等，详略不一。⑩关于满洲族谱发展与整体的状况，作者于此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但笔者不免有些疑惑。在修纂原因方面，作者提及八旗制度、人丁身份、皇帝提倡、汉文化影响等因素，笔者是认同的，不过作者论述时，或因采用的史料多为入关之后，对于入关之前满洲纂修族谱的动机、状况未能论及。1644年之前，生活在东北的满洲，除了受汉文化影响之外，理应亦深受蒙古与朝鲜文化的影响。前者，生活形态与满洲相似，而蒙古文字更是满文创立的凭借。后者，相邻的地理优势，对于满洲文化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换言之，蒙古族谱、朝鲜族谱对于入关之前的满洲族谱修纂有什么影响，又或者，满洲自身对于族系的传承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又有怎么样的调整与融合，也许在爬梳各族谱之际，是另一个思考的空间。再者，作者谈及满洲（满族）内部各阶层人丁修纂和保存族谱（宗谱），出现了一家一谱的状况。笔者以为，若能分析各阶级修纂族谱内容的差异与特色，甚至在这两百多年中，满洲族谱自身的变化、与其它民族的互动，如理藩院收藏的蒙古王公贵族谱书与清皇室、王公贵族族谱的异同等，或许更能帮助理解满洲族谱发展与特色。
族谱内容包罗万象，学者多藉以探讨宗族、社会结构与历史现象。作者根据族谱所记事略，下分宗族迁徙、户口释疑、经济变革、文化发展等子题，综合论述，以勾勒满洲历史发展的样貌。
满洲迁徙与形成，是满洲研究的重要议题，关于各宗族迁徙的数据，明朝记载不多，朝鲜则有几本古籍论及。在此之下，作者整理各族族谱的迁徙历程，参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文献，将满洲宗族迁徙分成四期。第一期是元明之际，黑龙江女真第一次大规模南迁，遍布东北各地，并先后形成黑龙江女真、海西女真、东南部女真（包括建州女真），①并探讨建州女真的族谱，认为其族谱所追溯的图们江、长白山一地仅为中间站，其迁移终点是苏子河流域。此次的迁移，使得原有的氏族制遭受挑战，各姓杂处，是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过渡期。②明中晚期，尤其明末是女真第二次的大迁徙，其多前往佛阿拉（苏子河畔）成为奴尔哈赤的政治军事一环。此外，海西女真于嘉靖年间往南迁移，并形成扈伦四部。第三期是顺治元年，八旗兵丁、眷属随之入关定居，在族谱中载有“从龙入关”之语。据作者统计认为当时有十多个宗族留在关外，入关的宗族约有七十余个，③并且随八旗驻防的调动，陆续前往各地，其中留驻北京者称北京旗人，移驻全国者称驻防八旗，后者随着政治、军事局面的改变，亦有调回关外，加上顺治、康熙年间，因应开垦荒地而前往的旗丁、民丁等，造成第四次的宗族迁移。
历史学上，人口统计总是存在许多困难，作者乃根据族谱的记载略为统计满洲人口总数，并比对八旗官兵与人丁人数，指出自康雍干以后，当兵的比例渐次下降。此外，分析族谱所载的职业，可知旗人除当兵、务农、狩猎、手工业之外，乾隆中期以降，已逐渐从事其它的行业，至光绪三十四年所统计的职业已与汉人无异。④经济变革一节，则集中讨论满洲族谱所记载各族开垦土地的艰辛，以别“满人都是当兵”的误解。⑤作者指出，在入关前，主要是计丁授田、编庄分丁。入关后，则不论关内外皆进行皇庄、王公庄田、官兵旗地等圈地，且随着大局的底定，皇帝多鼓励回奉天开垦，并划定旗地、民地的界线，旗地不准越旗交易、旗民不交产，但由于满汉移垦不断，不久之后，典卖旗地的风气日渐盛行，加上旗地与民地比例逐渐下降，以致雍正四年时，丈量土地，设红册、红册地加强管理旗地、乾隆五年禁止民人携眷到关外垦荒，并对私垦课以重税。⑥不过根据作者分析族谱记载指出，早在乾隆二十三年准越旗买卖、光绪三十年取消旗民不交产之前，实际的旗地典卖情况是屡见不鲜。至于皇庄、八旗王公庄田的面积、税粮多寡，以丁责粮与佃制度之间的冲击、转变，甚至王公如何掠夺满汉人民垦地等，在族谱中也有详略不等的记录。
文化方面，作者以语文、思想、姓氏、祭祀、汉军族籍分论之。其中，姓氏源流是族谱重要的书写，因此族谱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说明满洲姓氏的演变。据作者的整理，认为金朝所定汉字姓，多为满洲所承继，如满洲瓜尔佳氏（关）、费莫（马）、富察（富）、纳喇（那）等等，后者纳喇是海西女真四部共同的姓氏，其在迁移过程中形成不同祖先却同姓的情况。此外，作者指出黑龙江女真在移居东北各地时，常以姓氏为地名，而后人常认为以地名为姓氏的说法，并非是最初状况。①关于八旗汉军的性质，作者认为民国初年，有人倡导将满、蒙、汉八旗统称为骑族的说法，在名称上也许还有商榷空间，但八旗内容的共同性确实引人注意。②于此，作者进一步说明，在讨论民族认同时，不能一概而论，如八旗汉军、八旗蒙古，甚至是八旗满洲，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与环境之下，产生的民族情感是很复杂的。针对此点，笔者深感认同，唯可惜的是，作者未能以族谱深入讨论。笔者以为，各族谱在书写族源、迁徙过程，或是记载事件时，常隐含着该族的自我标榜与认同，因此藉由族谱书写的探讨、梳理，对于在八旗制度下，满、汉、蒙各族的交流，甚至与民人的互动，或有更深层的理解。
中篇“宗谱分析”主要针对几本族谱进行分析。在“族大支繁的瓜尔佳氏”一章中，乃采《凤城瓜尔佳氏宗谱》等族谱分析瓜尔佳氏一族源流演变、迁移过程及在清朝任官的情状，最后介绍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平南王尚家”则以《尚氏宗谱》为出发点，讨论尚氏宗族发展、王庄情况。而对于尚之信功过问题，作者特别指出，除了乾隆三十年，张允格《续元功垂范序》曾为尚之信翻案外，在《宗谱．长房世系》中亦记载了三藩之乱经过，以为尚之信辩解。在此，作者认为需要有更多的史实，才足以信服，③并在下篇“宗谱节选”《尚氏宗谱》部分，选录《续元功垂范序》与《<尚氏宗谱>大房之信》一文供读者参阅。《勾画封建家族模式的<白氏源流族谱>》中，将族谱所呈现的风貌分为发家致富、典卖田地、家族财产、耕读人家四部分来讨论白氏一族的状况。其中田地的租佃、典卖的数据可以左证上篇满洲经济变革的论述，而该族于咸丰九年设使支章程，④则反映出宗族中男女服饰、婚嫁、生儿育女、饮食等开支多有限定，而立章之意亦与汉人立族规相去不远。⑤中篇最后是满洲族谱（宗谱）的简介，说明藏于何处、修谱年代、重要记载等，少者数行，多者数页，为读者提供初步的认识。
下编主要节选29本族谱序，族谱中若有重要记载，亦收入之，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录奏章、上述《尚氏宗谱》的《续元功垂范序》、《<尚氏宗谱>大房之信》、《吴氏家谱》序与《哀矜录》，甚至是满洲祭祀的文章，作者亦收入，如《索绰罗氏谱书统宗》原序与祭祀、《陈满洲赵氏谱》序、镶蓝旗赵氏祭祀事项等，可说是上、中篇论述的史料节录。
综观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主要是以族谱相佐一般研究满洲历史发展的传世文献，期对史实有更深入的理解，进而勾勒出较为完整的历史面貌。虽然上编各议题的论述多偏概念性的书写，中编以降又多为各族发展的事略，或族谱介绍、节录。但在一些叙述中，作者利用族谱的记载提出不少新论点，如八旗人丁的职业等，并综观族谱，整理出满洲修纂族谱的动机与内容，有相关的贡献。况且此书成书之早，其较为全面性的利用族谱从事研究，自有不可抹煞的价值与地位。不过阅读完本书后，笔者尚有些疑惑。如前述的满洲族谱修纂的问题。作者有「民间修谱始见于康熙年间」⑥一语，并以八旗制、皇帝倡导、受汉族的影响为论点，说明满洲修谱情状。关于民间修谱一事，作者仅一语带过，此让笔者感到困惑，何以在康熙年间始见民间的修谱，是否意指在入关之前，满洲人民没有修纂族谱，未受蒙古、朝鲜修纂的影响？甚至是相对而言的官方修谱，除了乾隆朝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外，在此之前，又是怎么的面貌？此外，作者以《赫舍里氏宗谱书》所载的对答提出八旗满洲虽皆有户口册，但“非可藏之私室，且散而难稽，与其欲亲睦宗族，何若修此谱为妙也”①，说明虽已有户口册记载其父兄官职、户下人若干等，却不如族谱。此说法的时间点似乎较晚，且关于户口册与族谱的关系，也未能深入讨论，恐不易明白个中的转变与影响。
满洲族谱的研究，在李林之后，多有发展，除探讨部分宗族族谱外，亦扩及社会文化层面，企图藉由族谱的分析以勾勒出一幅多彩的满洲文化。而李氏一书，成书虽早，亦不可废，在满洲研究中仍据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①皇太极天聪九年，谕国名为满洲，因此笔者行文，以满洲指称。
②二十世纪以来，中日等国着手搜集、整理满洲史料，如《满文老档》、《朝鲜李朝实录》等古籍，并参之相关记载，对于满洲部落组织、八旗制度各方面进行研究。可参见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一书前言，页6~9。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
③李林：《满族宗谱研究》下编《宗谱节选》所收宗谱有谱书、宗谱、族谱、谱册等不同称号，笔者行文乃采族谱一词总称之。
④张其卓：《满族在岫岩》，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外，常建华《家族谱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族谱研究》等文，亦有其它相关的论文介绍，如陈佳华《清代一部官僚士族家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研究》，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第302-303页。
⑤屈六生：《清代玉牒》，《历史档案》（一），1984，第83-87页；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08-440页。转自刘素芬、李中清、王丰、康文林：《清代宗人府玉牒资料初探》，收于《第六届亚洲族谱学术研究会会议记录》，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年，第151-152页。
⑥陈捷先：《谈满洲族谱》，《第三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北：国学文献馆，1986年版，第59-93页。刘素芬、李中清、王丰、康文林：《清代宗人府玉牒资料初探》；庄吉发：《清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以托云保、李佳氏兴垦达尔哈族谱为例》，收于《第六届亚洲族谱学术研究会会议记录》，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年版，第117-156页；第157-181页。庄吉发：《满洲族谱的整理概况及其史料价值》，《第七届亚洲族谱学术研究会会议记录》，台北：国学文献馆，1996年版，第21-51页，及其数篇收入《清史论集》。
②常建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族谱研究》第四小节罗列数篇1990年以后的满洲族谱研究，可参见之，见该书第302-303页。至于2000年以来，亦有不少论文，如定宜庄、胡鸿保：《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民族研究》2001年第六期；薛柏成：《浅论叶赫那拉氏族谱》，《满族研究》2001年第四期；赵维和：《满洲八旗<叶赫那拉氏族谱>研究》，《满族研究》2005年第二期；傅波主编：《赫图阿拉与满族姓氏家谱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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